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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維光德國極權主義研究大師布拉赫及其二十世紀研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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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戰後在德國引起最大動盪的六八學運時,他站在了學生一邊,因為他認為學生的抗議是對於一個集權國家 (Obrigkeitsstaat),或者說是對以國家至上的社會及思想的反叛。在當時,他曾經批評阿登納政府是專制性的總理民主制,強烈地批評當時政府對於革命的學生實行緊急狀態法。他認為這開啟了通向專制、官僚和軍事干涉之路。學運中發生學生歐訥斯索爾格 (Benno Ohnesorg) 被警察射殺事件時,布拉赫認為,涉及的是批評及反對的權利,因此,他把為政府暴力辯護的斯普林格出版社和30年代的胡根貝格出版社相提並論(胡根貝格 (Alfred Hugenberg),在20年代末期擔任德意志民族人民黨 (Deutschnationale Volkspartei , DNVP) 主席,他是當時德國最大的新聞集團的所有人,並且在希特勒的政府中短暫擔任過經濟和糧食部長。由於他及其他一些黨派的合作,才導致魏瑪共和國的最後解體及希特勒上台)。在這裡另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問題是,柏林牆倒塌後對東德秘密警察的檔案揭露,當時射殺學生的那位警察是潛伏的東德特務。直到柏林牆倒塌前,幾十年來共產黨東德從來沒有停止過使用各種方法包括試圖利用六八學運來破壞顛覆西方社會及其文化氣氛。

但是,當其後當極左派開始提倡暴力,新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思想在學生運動中廣泛傳播的時候,布拉赫就果斷地作出轉變,堅決明確給予拒絕。他認為,新馬克思主義力圖通過把法西斯主義概念更為廣泛化、普遍化,而輕描淡寫共產黨的獨裁專制,就如以前納粹所曾經做過的那樣。對於使用法西斯主義來排除極權主義理論,布拉赫提出了警告。他說,儘管一些說法有了一些改變,或者說修正,但是這依然是用那種舊的、過時的意識形態及為世界提供了一個更好的改善來誘惑知識分子。由於他的努力,70年代和80年代在德國和歐洲形成了一個群體——对抗极权主义的共产黨专制,以及“缓和”以来在西方蔓延的绥靖主義思潮。與此同時,在對抗當時流行的社會思想中,他的研究工作也使他獲得了所應該獲得的巨大的學術聲名。

 

1.3就在筆者寫作這篇介紹文字的時候,即第一篇、第一次把布拉赫介紹到中文界的時候,傳來布拉赫去世的消息。為此,筆者深感,如同布拉赫在他學術生涯早期的1965年寫的文章《泰奧德爾 豪埃斯和德國民主的重建》(Theodor Heuss und die Wiederbegründung der Demokratie in Deutschland) 結尾中談到豪埃斯時所說的那樣,“他的遺產就是活生生的民主,不僅是制度,而且也作為生活方式。

慕尼黑大學穆勒教授在慶祝布拉赫80壽辰的文章中說,“當民主制受到極權主義運動的威脅和危害的時候,在和極權主義的對抗中,布拉赫從來沒有感到過疲倦。這尤其是在社會和民眾對於這種警告還非常陌生的時候,他也同樣堅持不懈、絲毫不打折扣地指出民主和獨裁專制的根本的、不可消除的對立。對於60年代所流行的那些說法,所謂西方只是形式的民主,所謂德國要尋求第三條道路,尋找一個直接民主的替代可能,以及進行議會院之外的反對、抗爭的說法,他都明確地毫不含糊地給予了拒絕,並且從學術和政治上作出了分析說明。在他那一代人中,經歷過納粹時代,親眼看到眼前的共產黨所做的一切,親身經歷了戰後西德民主制的重建,以及當時西德領導人阿登納堅定地在東西對立中選擇西方,和堅持法治社會的社會歷史發展中,他的這些努力使得他成為這代人中的最卓越的代表。

對此,穆勒教授特別提到,在50年代和60年代的德國,對於一些被當做所謂“進步”、而被推崇的有學問的人,布拉赫毫不退縮地、直接地對抗了他們。現在,他對抗的這些思想,已經被證明都是非常保守的思想。

60年代到70年代,在德國和歐洲,一種東拉西扯的談論歷史及思想的方式興起並且流行,對此,布拉赫同樣是毫不含糊地給予了直接的反駁和分析。現在對於這一歷史現象的反思可以讓人們清晰地看到時代精神的變化,而這也就再次讓人們進一步看到,布拉赫所從事的工作,對抗並改變了時代精神,就在這個過程中,布拉赫為德國當代社會民主原則及基礎的奠定作出了無可替代的、不可磨滅的貢獻。

回顧布拉赫教授一生的工作,無論是在2002年慶祝他80歲的壽辰,在2012年慶祝90壽辰,還是2016年他辭世後對他的悼念文章中,人們都眾口一詞地稱他為對抗流行的社會思想及所謂時代精神的人。布拉赫的一生確實經歷了酸甜苦辣,在2007年為他舉行的告別《當代史研究》(Zeitgeschichtsforschung)雜誌的討論會結束的時候,他非常動情地感謝了50年代他最早進入的歷史研究所,他說道,因為進了這個所,所以他的研究工作才得以開始。今天這個歷史研究所已經很強大,因此他們不再被迫下跪了。對於同代人所迫切需要的啟蒙及釐清,他們一直固守著不可估量的價值問題。對於歷史所的同仁,退休的布拉赫教授在結束時說,要繼續堅持做歷史的開拓者。

對於曾經孤獨地奮鬥的布拉赫來說,讓他十分滿意的是,1989年蘇東共產黨集團崩潰後,國際社會所產生的對於共產黨極權主義運動和獨裁專制之間的比較研究和反思再次成為人們日常的思考問題。曾經由於半個世紀的冷戰而一再被妖魔化的極權主義概念,當年那些批評和反對這個概念的人不僅是試圖減少這個概念對於共產黨統治者所造成的揭露和傷害,而且甚至擴展到了基本的方法論問題,但是在1989年後,布拉赫倡導的這個概念在他的晚年獲得了全面的肯定和接受。

為此對於這一點,筆者前面曾經談到,穆勒教授說,“很多歷史學者他們雖然沒有能到布拉赫那兒學習,但是通過對他的關於這些問題的討論的接受,成為他更廣泛意義上的學生。

對於穆勒教授的看法,筆者深有體會,筆者40歲開始學習德語,1990年第一次在舊書店看到布拉赫教授在8年前出版的《意識形態的時代》一書,一下子被他的思想和論述所吸引。那時距離他的《魏瑪共和國的消亡》一書的出版已經35年。其後筆者私淑布拉赫教授20多年。對筆者來說,由於社會、歷史和環境的艱難,一路蹣跚走來而終於能夠立穩腳跟,可以說從布拉赫教授的研究工作中受益無窮。為此,如果說筆者的工作中已經滲透著布拉赫教授的思想,那將是對筆者的最高肯定。

對此,筆者同時也深切地體會到,對於一位即便是你聽了他的課的教授,如果你不能夠接受他的方法及他提出的問題,那你也不可能真正成為他的學生。因此無論是布拉赫教授的探索,還是他的人生經歷,筆者貨真價實地是他的不曾謀面的學生。

 

2.      與政治學密切相連的歷史研究

 

關於德國是如何走向希特勒納粹專制的研究和著述,自從二次大戰以來可謂是汗牛充棟。但是布拉赫關於魏瑪共和國的消亡一書出版60年來依然是最重要的著述。這不僅因為它直接描述分析的是民主制消亡,希特勒攫取政權這一段歷史時期,而且還因為所使用的方法,涉及到德國根本的文化傳統問題。

布拉赫的博士論文是研究羅馬史,但是在博士後,作為升等的這個研究卻轉向了當代史,而這個轉向不僅是充分運用了他在古代史研究中打下的根基,而且更重要的是直接顯示了他後來,也就是他一生的研究思想和學術基礎。在對於這個研究著述的評價中,後來的德國學者明確地指出,布拉赫在美國美軍俘虜營中的3年生活、以及博士後於1951年在哈佛大學的1年多的研究,決定性地讓他直接進入了盎格魯-撒克遜的學術傳統,為德國的歷史學和政治學引入了新的方法。

 

2.1 魏瑪共和國的建立和失敗,及其經驗教訓對於總結反思20世紀的歷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因為希特勒納粹就是在這一時期興起並且攫取權力的,這一時期直接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布拉赫的《魏瑪共和國的消亡》一書,研究成書於1951年到1954年,出版於19551月。那時距離希特勒攫取權力已經22年,第三帝國崩潰、二次大戰結束10年。那時生於1922年的布拉赫33歲。他並沒有直接地、有意識地經歷過魏瑪共和國的歷史,因此這是一本基於對當時的文獻研究基礎上完成的著述。

布拉赫出版於60年前的這本書被學界公認,至今在研究魏瑪共和國失敗的原因的領域裡的所有文獻中是必須閱讀的一本書。在這本書中,或者說在這個研究中,布拉赫使用了政治學的結構分析的方法對抗了當時在德國佔統治地位的那種純粹的有選擇性地敘述歷史事件的方式,由此布拉赫為當時德國歷史學引入了一種新的運用政治學研究方法的歷史研究。在這個研究中,布拉赫的思路給人深刻的印象,他非常清楚地解析了魏瑪共和國消亡的原因。

在這本書中,布拉赫和一直到50年代還在德國學界流行的國家至上的思想不同,他把民主制、議會制和多黨制置於最高原則和地位。在這本書中他揭示,在1930年前,在最後一個議會主導形成的政府赫爾曼 米勒內閣失敗後,德國不再是今天意義上的多黨制政黨國家的時候,魏瑪共和國就已經開始走向消亡。因為在那之後,德國的政黨已經不再是和民眾意願、社會利益相聯繫的政黨,而成為利益集團。因為它們已經置身於憲法外,不再受憲法約束。

布拉赫認為,第一個由總統行使主導權力的超越政黨來解決危機的政府,即1930年成立的布呂寧內閣及其運行顯示的是對於民主和議會的藐視。議會在當時已經只被作為一個清談俱樂部,所有的權力都集中到總統手中,興登堡已經被說成是凱撒的替身。對於這種在民主共和國中的個人專制傾向,布拉赫認為,這是一種從一誕生就帶有的二元性存在的先天缺陷。他把它看作是導致魏瑪共和國失敗的根本原因。

1978年版的前言中,他說,“魏瑪共和國的失敗的責任不是沒有進行完全的革命,而更多的是因為對於徹底地確立議會制度制,明確地施行多黨制政黨國家的猶豫不決。在戰爭結果的沉重負擔和左右極端派對立的形勢下,它成為魏瑪共和國在誕生中就具有的二元性中的缺陷,不是革命和議會問題,而是在議會制和總統制之間的一種矛盾的權力結構進一步導致了其後的嚴重後果。在魏瑪共和國的憲法中,議會的代表性和全民公投決定之間的聯繫並沒有明確地給予保證,而由此導致了總統制的想法。由於通向權力和組成政府存在著兩條路,議會民主的效力,迫使各派妥協的機制就被大大削弱。為此,各政黨的責任不斷消失,而總統的權力空間卻在不斷地擴大。

布拉赫在他的研究中揭示,用擺脫議會決定來尋求走出危機的辦法的結果使得在1930年以後完全不再尋求黨派的合作來作為一個可能替代的方法。經濟危機的惡劣條件所必然面對困難重重使得他們逃脫責任,而這就更進一步給總統制製造了便利。

這就是布拉赫的核心思想,多黨制議會民主自1930年起就已經不再存在,因此,魏瑪共和國的失敗不是多黨制失敗的結果,而是憲法上的二元論和反議會制的總統制急劇發展排斥了多黨制、議會制所導致的。這種傾向實際上從1929年反對在議會制基礎上大聯合政府的時候就已經開始,在那之後形形色色的人就更為迅速地聚攏到興登堡身邊。而這一切在思想史上的原因就是,德國傳統的國家權力至上 (obrigkeitsstaat) 的思想與和它並行的濫漫 (romantic) 性的觀念擴張,以及在1813年德國戰勝拿破崙後,法國革命中的思想的不斷貶值。這是一種反民主的思想傳統和氣氛,它在20年代末期後,越來越濃烈地充斥在德國的知識精英中,官僚機構中及軍隊中。

筆者在此要特別強調的是romantic一詞在中文中的使用。這個概念從它進入中文界被翻譯成浪漫一詞後就一直被嚴重地誤用、誤解。實際上在中文裡的“浪漫”,根本不是西文中的romantic。在二元論思想中,和realistic對立的romantic,更多地強調的是觀念、精神,而不是不拘一格的豐富熱情和感情。所以我以為或許翻譯成濫漫主義,甚至濫蠻主義更好一些。因為德國的濫漫主義,Romantik涉及的是一些陰鬱、僵硬、一絲不苟的觀念論者。而正是這種濫蠻主義使得他們能夠不動聲色地、嚴密、成批地殺死幾百萬猶太人。而這種殘酷,與中文中的浪漫毫無關係。

布拉赫認為,在總統主導下成立的對抗議會的布呂寧內閣是由民主的議會制走向專制的最關鍵的轉折點,其後布呂寧的繼承者帕班公開解釋了它的綱領的性質。1930年的布呂寧尋找的不是在民主制度中如何解決危機,而是如何能夠擺脫民主制度——議會制,重新返回君主制。

 

2.2 這本研究著述主要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運用社會學的結構分析對權力結構的分析,另外一部分是魏瑪共和國逐步消亡的程度性、等級性的分析。它的展開非常詳實具體。首先他對理解1930年發生的事情的前提,那些參與到這些事件中的個人對當時社會具體情況的依賴程度,或者受到的導向,進行了廣泛的、全面的結構分析。他探究了所有那些涉及到權力鬥爭的政治和社會因素,所存在的問題和對立程度,用一個清楚的概念系統解析了各種現實情況。在這裡布拉赫以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所具有的觀察力及應有的客觀性、誠實性揭示了支持和反對共和國的各種力量。

在第二部分,布拉赫展開了魏瑪共和國的消亡過程,他從19303月米勒大聯合政府內閣解體,由一個總統任命的內閣——布呂寧內閣接替開始,到33130日任命希特勒為總理,希特勒上台。

在最後一章的結尾,布拉赫說,“歷史性的決定在於瞬間及當時的條件,並沒有簡單的必然性。它們被一些具體的情況所引發,一個失算會導致一個巨大的事件。”不僅是130日興登堡在憲法問題上失足選擇任命了一個憲法的敵人,而且還由於一系列的退讓所造成的。布拉赫沒有隱瞞這些失敗,並且同樣認為各方面都有責任。對於究竟是誰造成魏瑪共和國的消亡、無能並且走向滅亡,布拉赫依然持謹慎的開放討論的態度。

布拉赫用一種非常克制的謹慎,沒有任何驚人之語地描述了一個極具戲劇性的魏瑪共和國的消亡,但是並不是別無他選、一定導致到這個結果。他探究了那些錯綜複雜的事件和原因,不僅解析了那些單獨事件而且又把它們再次清楚地聯繫在一起。因此,它讓人們看到在這個歷史迷宮中所存在的線索。為什麼德國民眾如此地倒向希特勒?至今為止,布拉赫的這本著述依然是最全面的回答。

 

2.3 關於這本在逾60年前出版的《魏瑪共和國的消亡》,現在德國學界、知識界幾乎一致地認為,布拉赫的魏瑪共和國的研究可以說是戰後德國學界,德國社會最初的走出歷史羈絆、歷史廢墟的第一步工作中,最為著名和重要的一項研究。而這也就必然導致老一代歷史學家對它激烈的、滅頂性的批評。這也是本文第一部分多次引述的,30年後的德國思想界稱布拉赫是思想界、學界的開拓前鋒,是德國歷史學界的修昔底德 (Thucydides) 原因。

由於他的《魏瑪共和國的消亡》一書直接觸及到一個社會在民主制的建立和轉化變化中,在這個社會中的關於權力的認識及思想的爭論、對於社會及制度結構的攻防角力,以及對於得失進退進行了直接的歷史描述及分析,而那些經歷過這些事件的人都還活著,他們之中很多人和這個發展有著直接或間接的脫不開的關係,為此,這本書在1955年出版後立即就引起了激烈的爭論。

如前所述,布拉赫這本書直接涉及到的對立是,繼續使用在德國沿襲的那種國家權力至上所帶來的種族和國家的意識形態,還是用這樣一個歷史研究來開啟一種代表西方自由民主的政治學,即繼續堅持舊的意識形態、觀念論還是建立一個新的政治學。而這就是老一代歷史學家孔策 (Werner Conze) 1957年發起的攻擊他的核心基礎問題。

2007年,科隆大學的歷史教授寇爾伯 (Eberhard Kolb) 在談到布拉赫魏瑪一書時回憶說:1987年,布拉赫在一個專門討論此書的會上曾經說過,50年代中期他的這本書出版後曾經被認為是極為奇怪的、非歷史的,根本就是美國式的。當時布拉赫雖然謹慎地沒有提孔策的名字。但是誰都知道,是孔策在1957年的《歷史學期刊》公開發起對於布拉赫的批評。他指責布拉赫的研究的方法是令人懷疑的,認為他的政治學概念的構成由於沒有擺脫偏見,因此影響到他對於一些具體事件的描述。

孔策的觀點和布拉赫恰好相反,他認為,魏瑪最後一位總理布呂寧之所以失敗而使得德國走向希特勒極權主義專制是因為國家變成了“政黨國家”的緣故。在孔策看來,在他對國家的理解上,議會制帶來的政黨政治、政黨政府帶有極強烈的負面性質。

但是在布拉赫看來,布呂寧推行的緊急狀態法下、拋開議會的專制政治,是倒退回官僚的獨裁專制國家,是國家權力高於一切,而這就為納粹攫取權力鋪平了道路,成為納粹攫取權力的前奏。

布拉赫的這個觀點造成了他和當時歷史學界佔主流地位的孔策觀點爭鋒相對的對立。孔策針對布拉赫的研究著述在歷史學的刊物上發動了直接的批評和討伐。

 

2.4 對於孔策為什麼把“方法批評”當作工具,指責布拉赫顛倒了事實,2007年的一次討論會上,歷史教授寇爾伯指出還有爭論內容之外的原因——爭論發生的背景。對此,他特別提到,在1955年布拉赫的魏瑪一書發表以前,1953年,孔策幫助策劃了拉索夫手冊 (Deutsche Geschichte im Überblick. Ein Handbuch.von Peter Rassow) 的德國歷史部分,1954年他在《歷史學期刊》上發表了題為《19291930年德國政黨國家的危機》的文章,在該文中他積極評價了布呂寧的總統制政府,他的觀點完全和後來的布拉赫的觀點相對立。而更為嚴重的是,孔策這篇文章和一個大的關於魏瑪研究計劃有關係,他希望用這篇文章來主導對於德國這段歷史的解釋,但是現在橫空出現了布拉赫的這部充滿魔力的著述。寇爾伯教授認為,布拉赫對於魏瑪共和國末期的解釋完全和孔策的描述出的圖景相反。孔策的想法是,國家高於政黨,民主制中的政黨國家對他來說完全是負面的,幾乎是一句咒駡。為此,孔策認為1930年大聯合政府的中斷是政黨國家的徹底失敗,布呂寧的努力是走出這個失敗,是國家至上,國家高於政黨,所以他給予充分的認可。

在那次討論會上,寇爾伯教授明確地表示不同意孔策的看法,他認為,布拉赫對於魏瑪共和國的權力結構細緻的分析直到今天仍然是獨一無二的。這個研究試圖非常具體、明確地確定有責任的個人和社團。這個研究既沒有忽視那些老一代的精英的歸屬,也沒有把納粹攫取權力只是作為那些可能把握權力的黨派操縱的形勢發展中,由於錯誤處置和放縱導致的最後一步後果。這中間起了很大作用的尤其是在大聯盟政府失敗前積極推行的的總統制。這使得在1930年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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