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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维光德國極權主義研究大師布拉赫及其二十世紀研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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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人們可以以他對於極權主義理論研究的所做的工作來總結布拉赫在政治學研究所的工作。這個工作具有兩方面的意義。一方面,他的經驗歷史研究極大地豐富補充了極權主義的理論研究;另一方面,布拉赫領導下的探究卻並非是沒有光彩的。在把極權主義研究應用到另外的超出納粹的領域中,布拉赫認為對這樣一個前提做經驗主義的考察是可能的,這就是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德國的納粹、蘇聯的共產黨制度和東德統治制度是都可以同樣使用極權主義理論來表述。為此,布拉赫領導下所做的這一極權主義理論的經驗研究實際上帶來了更具體的比較研究。布拉赫對於他的研究所作的進一步的繼續,使他更多地介入參與了當時的對於東歐問題的研究:對於極權主義與民主的具體的對立的分析研究,而這就使得他超出了具體的對於極權主義的經驗研究。而這也使得布拉赫更激烈地受到阿登納時代德國政治學領域以及當時那些保守的歷史學者們的批評。

布拉赫對此的研究則向我們展示了一個研究工作在具體的研究中是如何富有成效地轉變發展的。概括他的工作,大約可以分為三個層次:

1) 用來對當代歷史各類關係研究的普遍的極權主義思想;

2) 用來描述研究德國當代歷史經驗的主導思想;

3) 用來具體區分分析各種極權主義存在的不同形式及現象。

對於一般的極權主義理論的研究及討論,布拉赫所發揮出的作用,既不是在緊接著魏瑪研究工作後的篇章——《納粹攫取權力》中,也不是在他50年代和60年代的其他工作中,儘管在他對於納粹政權的研究中,他的影響及批評性看法受到他的同時代的保守的德國歷史學界的拒絕和駁斥。他對極權主義理論的直接涉入及貢獻在70年代,那時,他以前研究極權主義的合作者們都已經宣佈放棄使用極權主義理論,但是布拉赫卻全面地捍衛並推進了對於極權主義理論的研究和使用。

 

3.2 極權主義概念和法西斯主義及其研究

 

3.2.1 歷史爭論

60年代和70年代關於極權主義概念曾經發生過激烈的爭論。這個爭論的產生,是源自於對納粹的國家社會主義和共產黨專制的研究而來,它們究竟又有哪些不同,是否可以同樣用極權主義概念涵蓋。由於這個涵蓋實際上意味著這兩個專制是可以等同並論的。因此,這甚至讓極權主義概念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遭遇到激烈的排斥,或者面臨嚴格的使用限制,或者強烈的否定性的批評。這場爭論甚至可以說延續到今天,因為在1989年柏林牆倒塌後,法國出版了共產主義黑皮書,再次重新更為明確地提出這個並論問題。儘管和以往不同,極權主義已經普遍地為人們所接受,但是在共產黨和納粹是否能夠相提並論問題上,依然遭遇到激烈的反對。

實際上,60年代到70年代的這場爭論也不是什麼新的爭論,早在20年代初期極權主義概念產生後,不久人們就面臨是否能把產生於意大利,後來更多地用於布爾什維主義制度批評的極權主義概念用於德國納粹、國家社會主義問題。而當時的反應和30年後,60-70年代的現象相反,保守派人士不願意把如此負面的概念用於納粹。現在,在60年代,由於冷戰,把世界以及德國分成了兩個對立的陣營,意識形態上形成尖銳的對立,這個分化非但沒有加深人們對於剛剛過去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納粹及法西斯的認識及反省,反而形成一種被政治和價值認同問題所導向的所謂“學術問題”爭論。

為此,30年代、60-70年代,以及90年代後的三場爭論,無論哪場都讓我們看到,影響學界、知識精英和社會接受一個概念的,不是純粹的學術問題,而更多的是涉及到價值觀的政治看法問題。

60年代、70年代德國發生的那場討論中,布拉赫在他對於魏瑪共和國的消亡和納粹崛起的研究基礎上進一步明確地認為,在學術研究中,極權主義概念對於過去的法西斯問題、納粹問題研究是一個更適合的概念。他把對於意大利法西斯和德國的納粹問題的研究所使用的法西斯主義的概念推進到更為普遍的極權主義概念,並且在這個方面的研究中一直堅持探究並使用極權主義概念,以此來替代法西斯主義概念。在那一期間,他在對於在民主上失敗了的魏瑪共和國的研究基礎上,圍繞納粹的攫取權力和統治,在很多論文中都對極權主義概念從制度對比分析及概念探究上,在理論上和學術上作了清楚的解釋。

布拉赫承認,極權主義概念明顯地受到冷戰的影響和損害。“事實上關於極權主義問題的最重要的文獻中的絕大部分,都是被籠罩在全球東、西爭論的陰影中,這個爭論簡單地把世界分成自由民主和共產黨獨裁制度兩部分。所以這也就難怪很多極權主義概念的批評者把它作為一種因為政治分析所需要的方法,一種用來進行意識形態對抗爭論的政治工具。”事實上,在現實存在中幾乎所有涉及政治的基本概念都會碰到這樣的、可能被工具化的問題。極權主義概念也因為它在分析問題上的表述力量而面臨這樣的問題,即它在意識形態批評問題上的影響力,尤其是在關於法西斯主義、納粹,特別是共產黨之間的那些看來似乎是不可調和的事實的認識和解釋上它所顯示的能力。這也就是布拉赫所不斷強調的,它對於不同類型、不同特點的極權主義的解釋能力及適用性。而這一點也是使得某些人一定要廢棄它、或者限制它的原因,然而它卻同時也說明,它是絕對不能廢棄的。

按照布拉赫的看法,他認為,通過不斷增長的技術能力,對群眾運動動員、操縱,以及偽民主的合法性來單獨壟斷權力是現代極權主義和以前獨裁形式的根本區別。依據弗里德里希的看法,布拉赫認為極權主義制度有四個特徵:

1) 官方規定的統一的意識形態;2) 統一一致的群眾運動;3) 對於通訊和武裝機構的壟斷;4) 對經濟和社會教育的一體化官僚控制管理。

但是,對此布拉赫進一步認為,這個基本結構理論在不同的事實背景下不能夠被理解為是僵硬不變的概念。他參考了圖克爾 (Robert C. Tucker) 的理論的不斷展開、發展變化關係。認為極權主義可以在它所確立的制度和動力變化的雙重特性之間震盪,它能夠展現多重的面目。為此,布拉赫試圖調和弗里德里希和圖克爾的理論,找到一個更具有彈性的極權主義理論,並且以此作為更為典型的極權主義特徵。這些特徵或者是在其他的專制制度中,或者是在傳統專制及過渡的獨裁制度中,在美洲的歷史上,在巴爾幹半島,在西班牙,在當時中國的毛澤東及北朝鮮的金日成專制下,都會或多或少地存在。

布拉赫不僅不想在“左的”或者“右的”極權主義之間作出區別,而且他建議設立一個極權主義的刻度表,從原始、先期、攫取權力早期,以及鞏固時期、戰爭時期的極權主義,改制的(東德),以及蛻化的(波蘭),直到晚期或者新極權主義。這個表也包括各類國家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型,以及官僚型的極權主義概念的變種。對此,筆者認為,這個表當然包括80年代後直到今天的中國共產黨統治的新形態。

用這個擴張了的極權主義概念,布拉赫幾乎廢除了所有的有關現代獨裁制度在專制和極權制度間的進一步的性質區別。為此,極權主義的概念就返回到自由民主制度和現代獨裁之間所具有的普遍化的區別上。在這裡布拉赫對極權主義概念提出更高要求而絕對不是要把它簡單化。他更多地把它限於原始的基本功能上,並且更加精確。因為對於“特殊存在”的“不同”的分析不是極權主義理論的任務,而是對法西斯、納粹和共產黨個體的歷史學的研究任務。

作為一個通用的術語,在應用與分析描述各類極權主義的時候所呈現的那些特殊的不同,一定會引起激烈的爭論。這尤其是在關於納粹制度的內部結構問題的討論上。使用極權主義理論對法西斯主義的研究一般都是由此出發,認為它是一個一體化的,理性化運作,領袖居於中心地位統治的組織,並以此來分析它的一切。但是這個認識卻在慢慢地不斷地被修正。在它內部存在的各種利益集團和混亂的內部競爭最終讓人們看到一體化機制和多元機制的統治因素之間的矛盾。對於納粹的這個結構特徵,布拉赫很早就指出過,“在領袖要具有萬能的決定性地位的機制中,唯一要排除的就是這種權力功能中的存在的矛盾性、對立性。恰恰在這一點上存在著最深刻的絕對不可能完全協調一致的看法,而非在國家的本來所具有的運作機制上。因為獨裁者的最終決定性的地位,正是在不可忽視的互相合作及對立的權力派別和個人的聯繫中所確立的。在這種交錯中極權的警察國家也增強了它的操縱和強迫作用。

布拉赫解釋了納粹統治中的對立的權力結構,認為這種分而治之的意識是希特勒有意容忍的現象,因為它能夠加強希特勒自己控制一切的權力。針對這一看法,用極權主義理論來理解一體化壟斷權力和多元機制之間的矛盾,在當時引發了越來越多的在社會及歷史方面對法西斯主義研究的批評性的討論。

 

3.2.2. 極權主義與法西斯主義

60年代、70年代產生的有關極權主義問題的爭論中,極權主義理論受到兩方面的強烈的質疑。帶有歐洲傳統色彩的一些學者認為,納粹是歐洲社會對於1917年產生的布爾什維主義專制國家的恐懼而產生的,它並不具有那種極權主義的特點。他們不認為納粹制度是如共產黨制度那樣徹底的一元機制的,為此,他們針對納粹黨團結構及納粹統治下的德國社會的帶有多元性的結構對極權主義理論提出質疑和批評,並且要求部分地修正極權主義理論,對此,歷史學家莫姆森提出,希特勒極權主義之所以能夠出現和建立不是在一元機制而是在更多的是多元因素,一個在混亂的官方無政府基礎上的。他認為,納粹的決策過程是一個非客觀化,也就是充滿非理性,違背事實的過程。

在這個修正性的解釋中,希特勒較少地是在作為一個有意而為之者,而更多地是作為一個對於社會或者被社會強迫做出反應的獨裁者。因此,這就相對弱化了希特勒在這個集團內部的權力位置,對權力的操控能力。為此,布羅斯薩特 (Martin Broszat) 甚至認為希特勒的外交政治決策,尤其是他的滅絕猶太人的政策也具有這個特點。所以,儘管他認為希特勒對外的擴張和種族統治之間有著一種互相之間具有相當影響的關係,但是在總體上他卻不認為這是一種經過熟思遠慮的計劃和歷史性的目標,而認為這是被暫時的社會事件的慣性動力所挾持,一經開始就無法控制,由於不斷膨脹才導致形成一種綱領。

這種以社會以及納粹的實際情況及當時的條件來解釋納粹制度,弱化了納粹的極權。按照莫姆森的解釋,在尋找納粹發展的決定性的過程時一定會返回到一種多元結構機制的基礎上。沒有看到這些因素就不可能看到歷史的真正原因。因為希特勒正是依靠這種混亂的需要攫取並且把握住權力的。為此,他對納粹的分析讓人們看到,意識形態在希特勒那裡並不具有那種核心和基礎的作用,也就是希特勒不是從一開始就是十分有目的、有計劃地被意識形態所支配,且沿著這種意識形態發展的。在莫姆森的分析中,更多地是集中在獨裁者在具體的社會條件及社會功能中的行為及作用。

通過這個分析努力,特別是把納粹的結構作為一個政治上的一般功能機制,納粹不再是一個自成一格的歷史現象,而被相對化解釋為歐洲存在的法西斯主義在德國的一個變化存在。在普遍化法西斯理論中,法西斯被理解為一種一般社會的特殊的統治形式,它存在於在向工業化社會轉型的過程中發生危機的時期的產物。因為在這個時候,統治階層看到,或者說客觀地存在著被共產黨顛覆的威脅。

與這種解釋相應,法西斯主義運動最終就成為一種現代化過程中的特殊結果。因此在極權主義理論中就不能把它和共產黨統治等同並論,進行比較。莫姆森要求對極權主義理論進行修正。

按照莫姆森的看法,對於是否選擇一個理論,要依賴於對於理解研究對象範圍內的事物,它是否能夠提出有成效的問題。對此莫姆森認為,極權主義理論僅僅是一個對於一項正在發生的事件過程,所作的一種帶有實際性歷史結果解釋的神話。它試圖解釋為何會導致法西斯制度,未來會如何發展。根據他的看法,極權主義理論認為納粹所進行的社會和經濟變形僅僅是因為他們意識形態的折射結果。這個理論與一般的法西斯理論相反,“它隱藏了在共產黨統治和法西斯主義統治之間進行比較時,法西斯制度下所存在的特殊因素”。“它不是在多元機制中存在,而是在這些非理性的結構中產生出來的衝動導致國家恐怖主義的極端化”。正是在這一點上,極權主義理論在觀念史問題上也看不到非理性的這些構成因素。因此,莫姆森認為,當共產黨統治制度在政治上更加一體化,日趨有效時,法西斯主義運動卻在僅僅是寄生於過去的制度中,利用其同步功能中逐漸失去它的效率。它只能導致某種暫時的穩定,長期卻會走向制度的自我毀滅。在這個內部通過領袖神話來保持外部的一致的解決過程中,從屬地位的官僚制度增加了它存在的意義。而這個過程意識形態所起的推動作用卻很少。因為它只是在這個制度的特殊範圍,通過內部官僚機構的運轉規律提高了效率,儘管不是使得制度更加穩定。而這就是極權主義理論的弱點,它不能夠充分解釋法西斯主義獨裁與共產黨獨裁在很多性質上為何不同。所以莫姆森要求,法西斯理論不能夠再歸於極權主義理論下的一個特殊存在政體,而應該作為一個平行於極權主義理論的一般的理論。

針對討論中的這種觀點,布拉赫還是堅決地、始終如一地堅持使用極權主義概念。對於這種修改的要求,他持反對態度。他認為這類多元因素和機制與極權主義制度完全是兩回事。它所談論及所強調的,一個相對削弱化的,因時即興的納粹權力和統治政治,可以回溯到以前的,在老自由主義基礎上的極權主義研究對於法西斯主義的分析。當納粹在同時存在的多元機制的權力結構上,根據一元機制的最高領導迅速排除本來存在的一些功能,以展開到那時還不曾被人熟識的自我動力時,布拉赫認為,這不是一個特殊的社會現象。對於這個現象,用法西斯理論作為普遍的理論來解釋和分析社會和經濟問題,只可能消弱對它的認識和瞭解。為此,布拉赫拒絕用德國的法西斯主義來代替納粹主義。根據各自國家和民族的特殊性,布拉赫把法西斯概念限制使用在意大利法西斯,納粹國家社會主義限制使用在德國的納粹。按照他的看法,極權主義是更為普遍的概念,應該用極權主義來比較描述民主和這種現代獨裁的不同,這樣才能夠更清晰、深入地比較瞭解法西斯和納粹獨裁在統治機制、技術上的不同。而一般的法西斯概念卻總是離開民主和獨裁的區別,把它歸結到的是所謂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存在的社會經濟的不同。

 

3.2.3 極權主義理論與新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的對抗

60年代和70年代的討論中,極權主義理論受到另一方面強烈的攻擊和非難是來自德國及歐洲傳統的左派知識分子。儘管自由主義者——莫姆森們對法西斯的研究在有關納粹制度是一元機制還是多元機制結構的爭論中對極權主義理論提出質疑和批評,並且要求部分地修正極權主義理論,但是,他們還是堅持納粹獨裁和自由民主制有著根本的區別,他們也由此極權主義理論中對於自由民主的要求密切相連。而極權主義理論的這一要求卻是被新左派、新馬克思主義的法西斯主義研究作為首要的原則考慮所拒絕。他們試圖打開另外一個替代它們的研究領域。

為此,當部分自由主義者們的法西斯研究要求在使用極權主義概念時要考慮到方法論和經驗事實的一些限制,但在總體上和原則上還是堅持極權主義理論的時候,新馬克思主義的極權主義研究卻是極力論述極權主義理論在學術上站不住腳,必須拋棄極權主義理論。

新馬克思主義對於極權主義理論批評的出發點是,對於所謂極權主義統治的研究不僅是研究它的統治技術、制度形式問題,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它的內容和形式的辯證關係。自由主義的極權主義理論在作這種研究時會讓人們看到一個完全相對立的現象,即如果我們在分析左的和右的極權主義的獨裁者時會碰到這樣的問題,如果以這樣的一個原則,極權主義和民主制分立的原則,那麼就會陷入為何納粹和共產黨在內容上有如此大的差異,甚至二者對立的困境。新馬克思主義的法西斯主義理論,不僅能夠完全避免這個問題,而且還可以看到從資產階級統治制度衍生出來的法西斯主義與母體之間的聯繫。

新馬克思主義由此導出並且展開對於極權主義理論的批評和拒絕,認為這個理論缺乏歷史性,只是看到共產黨統治和納粹及法西斯的形式上的類似性,而沒有看到在社會經濟內容上,意識形態上,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上的根本區別。還不僅如此,法西斯主義國家在更深刻意義及內容上和資產階級民主制相應的事實,必定使得極權主義理論無法解釋這點而不斷地暗淡下去,乃至熄滅。為此,當運用極權主義理論分析所遇到的這些問題及產生矛盾的時候,最後就一定會使得它淪為一種意識形態性的辯護工具。

對於新馬克思主義等這些新左派,以及來自東歐共產黨宣傳機構的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學說提出的上述觀點,用這種總體性的法西斯主義理論作為新的修正性的解釋,布拉赫毫不留情地地給予拒絕。如同他對於魏瑪共和國的消亡的研究一樣,在當代關於法西斯主義、極權主義和假民主問題的歷史爭論中,布拉赫思考的基礎依然是民主的原則。在布拉赫看來,民主是價值問題,他堅持不懈地強調的是,極權主義理論及隨之而來的反對極權主義對於理解民主問題的重要性。為此,在極權主義問題上,和他的對於魏瑪共和國的研究對抗了此前德國歷史界的傳統一樣,他再次對抗了當時的潮流。因為就在那個時期,60年代、70年代不斷地推動擴展使用一般的法西斯理論,讓極權主義概念成為一個受人詬病或忌諱的概念,因為極權主義概念意味著,反對法西斯和反對共產黨是相聯繫的。而與此相反,使用法西斯理論就意味著,反對法西斯的共產黨是在民主的光譜中,因此一切不支持當時的所謂社會主義國家及共產黨的人,就都有傾向法西斯及獨裁者的嫌疑。

當其他的政治學者60年代和70年代談到東歐集團國家,對於使用極權主義理論節節後退,做出了改變的時候,例如1967年,阿倫特公開明確地說蘇聯等東歐國家已經不再是極權主義國家了,但是布拉赫始終如一、絲毫不打折扣地堅持使用極權主義理論。儘管他在當時開始的這個討論中,和那些充滿鬥爭性的意見不同,代表的是一種溫和的態度,但是布拉赫針對他們的看法,明確地認為共產黨統治依然是“極權主義”,至多不過是“後極權主義”罷了,而不認為經過所謂解凍、改革的第二代共產黨人有什麼實質性的改變。

而在另一方面,對於那些對極權主義概念持批評態度的部分自由主義者們,布拉赫儘管在70年代用這個極權主義概念分析批評了他們的法西斯主義論,認為極權主義理論是具有重要基礎的最終的理論,但是他也不想把法西斯主義論的存在資格完全排除在外,因為他也承認,極權主義論在分析上也有一些弱點。他認為,這兩個概念作為一般概念當然也存在著弱點和界限。在關於20世紀產生的獨裁者的政治現象的探究中,無論是法西斯主義論還是極權主義論都不能要求成為完全的分母。與此同時二者在政治上也的確都容易被濫用。只有在比較分析中可以看到它們各自使用的界限。在對於公民社會在議會和資本主義制度中的危機和右翼獨裁的關係的分析上,法西斯主義概念顯示出它的長處。但是在對於統治制度、結構組織及統治手段的結構性的原理的揭示中,在关於政治事件的分析描述中,極權主義論無論對於右翼還是左翼的獨裁者都能够更为有效地揭示它們与具有多元特點及多數決定的民主制的區別。為此,如果說我們應該堅持使用極權主義論,那是因為使用這個理論可以幫助我們從另外一個方向更好地理解民主制度的結構因素。在布拉赫看來,極權主義論是絕對不能放棄的。因為它可以使西方民主制度的價值及結構特點,如此明顯地凸顯出來。

 

 

三.布拉赫對於百年極權主義世紀的研究

 

布拉赫對於20世紀、即最近一百年歷史的看法,是建立在他對於德國30年代——納粹攫取政權的歷史,及對於極權主義和冷戰時期的歷史和思想研究的基礎上的。他的看法當然也包含他自己的學術經歷和在社會現實中的生活經歷。為此,他認為,20世紀是極權主義的世紀。

布拉赫對20世紀的這個看法——極權主義的世紀,起於80年代,而1989年東歐共產黨集團崩潰後直接證實了他在這個看法中提出的很多觀點,這使得這個看法在思想界、學界得到了廣泛的承認和接受。

如前節所述,布拉赫對於30年代德國魏瑪共和國的消亡、納粹崛起的研究,是基於他對於民主制及對極權主義思想的認識。而在對於民主制和對極權主義思想的認識和研究中,布拉赫探究了意識形態以及極權主義問題在19世紀時的產生和發展,曾經導致魏瑪共和國失敗的德國的傳統思想根源在什麼地方,冷戰時期西方流行的各類威脅到西方民主社會的各類觀念思想及社會運動根源又在什麼地方,而這就使得他進一步認識到,為什麼說極權主義貫穿了這一百年。

70年代末期,他首先針對60年代以來的所謂意識形態的結束的各類提法提出,20世紀是意識形態的世紀,並且在1982年推出專著《意識形態的世紀》,具體分析了19世紀以來觀念主義造成的誘惑,以及由此發展出的災難——極權主義。正是在這個思想分析的基礎上,80年代中期,他進一步提出和意識形態問題,即觀念主義問題緊密聯繫的,不僅作為思想,而且是作為現實的極權主義問題:20世紀是一個“極權主義的世紀”,即1917年後的百年,是“意識形態的時代”、“極權主義的世紀”。

80年代初期,布拉赫提出這些看法的時候,正是整個極權主義論受到60年代後的左派思想,70年代初期“緩和”政治的圍剿性的攻擊和排斥後,看來整個極權主義論已經全面退出的時候。但是就在他提出這個看法後不久,1989年東歐共產黨集團崩潰。然而,這個歷史性的勝利雖然證實了他的很多看法,使得它在思想界、學界立即受到廣泛的接受,但是令人遺憾的是,就在他的這個看法正起步深入廣泛地發展的時候,美國的福山 (Francis Fukuyama) 1989年的歷史提出了所謂“歷史終結論”,其後杭亭頓 (Samuel P. Huntington) 又提出“文化衝突論”。這樣兩種思潮的廉價效應使得這二者一下子成為社會及思想界的主流。它所製造的迷霧不僅影響了人們對於極權主義問題的深入關注,而且讓始於19世紀的那些意識形態問題,世俗化教派,即族群問題,黨派團體問題、地域問題、一元文化問題,甚至已經處於式微的、原來的共產黨問題重現生機,繼續發展蔓延。也因此造成了對中共的綏靖,和現在的所謂伊斯蘭問題。為此,在進行這一節介紹的時候,筆者首先要強調的是,布拉赫和福山、和杭亭頓們對於歷史、對於20世紀看法的是根本不同的,而這個不同的原因就在於布拉赫是從西方社會的文化思想歷史,19世紀以來的歷史,即它的思想和社會根源究竟是什麼,來進行解析的。

布拉赫在80年代中期的著述中,認為極權主義在過去一百年的發展、變化、傳播,以及復興、繁榮中有很多大的變化轉折點。對此他認為可以概括為八個時期。這八個時期,又大約可以分為三個具有不同特點的階段,它們分別是轉折時期,極權主義制度形成及發展擴張的時期,冷戰及現代世界中的極權主義威脅。

在轉述布拉赫教授的對20世紀的分期時,筆者基本上完全接受布拉赫教授的研究思路和結論,但是筆者與布拉赫教授不同的是,在他的思路基礎上,筆者進一步提出,在歐洲文化、基督教文化思想中自身存在的悖謬問題。為此,在本節中筆者對於布拉赫教授的每一個思想及結論都做了一點推進,即筆者不僅是從西方社會內部發展提出問題,而且也從外部、從基督教社會政教分離的歷史中,對19世紀後的後基督教社會提出問題,認為20世紀是極權主義的世紀,但是更準確地說,是“後基督教社會”世紀。為此,筆者認為:

1) “意識形態的時代”問題:不僅這個術語,ideology,而且ideology——觀念主義都是18世紀末期、19世紀初期在歐洲產生的新問題。筆者認為,這個問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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