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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维光德國極權主義研究大師布拉赫及其二十世紀研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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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意識形態的時代”問題:不僅這個術語,ideology,而且ideology——觀念主義都是18世紀末期、19世紀初期在歐洲產生的新問題。筆者認為,這個問題和這個術語只能在歐洲產生,是西方基督教文化所獨有的。因為意識形態填補的是政教分離後,後基督教社會中從社會生活中退出去了的神學的空缺。它實際上是世俗化的“宗教神學”,即“觀念神學”。

2) 極權主義問題,筆者認為這也不是什麼新的問題,而是基督教社會曾經存在過幾百年的中世紀的政教合一的社會的世俗化再現,也就是政教分離後,基督教社會在世俗狀態下,過去基督教框架的世俗化現象——“觀念論”和“制度及社會”的合一;一個一元化的、世俗教派的社會。為此,筆者就再次重複了弗里德里希等學者的觀點,強調了基督教文化及社會的存在不僅是極權主義產生的必要基礎,而且也是必要條件。

3) 由此,在上述看法的基礎上,時下人們所說的所謂“後極權主義問題”是否意味著20世紀的問題已經解決,並且正在成為過去,就水落石出了。因為20世紀是“後基督教社會”,基督教世俗化的一個必然結果,為此,只要現代國家和現代文化及其思維方式不能夠徹底從過去的基督教框架揚棄、拓寬出去,這個世界就一天不會安寧,就會災難重啟。即現在我們所進入的所謂“現代化”、“西化”,實際進入的是後基督教社會所天生存在著的悖謬瓶頸,人們在總結20世紀尤其是1917年以後的歷史的時候,必須面對這個問題。

其次,在轉述的同時,筆者也提出並且針砭了一些對中國學界來說值得並且必須要進行的對比、思索的現象及問題。

 

3.1轉折時期

 

     第一個時期:形成時期

    布拉赫認為,1900年前後思想和形式形成時期,可以稱為第一個時期。他

認為從19世紀80年代到1914年,這段時期是極權主義思想及理論、世界觀,政治上的救世學說發酵、形成的時期。這個時期創造了幾乎所有的運動民眾,朝向一個絕對的設定的目標的技術、經濟和社會心理等的條件,為此,極權主義思想及其理論對於市民尤其是知識分子具有了不同尋常的誘惑力。這就造成了其後“意識形態的時代”的一個大規模的劇烈的爆發,並且深陷其中難於自拔。

布拉赫認為,19世紀是一個對於社會進步樂觀的世紀。儘管19世紀也有戰爭,包括各種各樣的內部戰爭,國家間的戰爭,但是,這一切並沒有動搖、摧毀人們對於進步及未來的相信,甚至一些民族間的戰爭還增強了人們對於國家與進步的相信。如法國革命帶來的戰爭,傳統帝國解體為民族國家等。但是20世紀上半葉的兩次大戰帶來的卻恰好是相反的結果。首先它帶來了國家制度的改變,而不只是國家形式的變化。其次是悲觀主義,一種強烈的末世情緒。

為此,19世紀到20世紀的世紀轉折也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這個轉折到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年徹底完成。

如果我們今天回顧並且俯瞰一百年前的歷史,我們就會發現,19世紀到20世紀交接是一個分水嶺,一個從對於進步的樂觀跌入危機感的分水嶺。此後接連而來的是世界大戰,1929-1933年的經濟危機。然而,如果我們進一步觀察就會發現,造成這些災難的卻不是危機,而是對於這些危機及社會問題認識的不同觀念。而再進一步研究我們則會發現,孕育於19世紀、產生於20世紀初的現代極權主義,影響了其後整整一百年,直到如今。

對此,布拉赫認為,極權主義問題在19世紀就在三方面已經孕育並且存在:

第一,在階級和種族鬥爭的思想中,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已經產生並且得到持續發展。

第二,現代化過程中政治社會的震盪,促進了極權主義運動的產生和發展,而第一次世界大戰不過是大大加速了這個發展。

第三,極權主義統治制度的擴展,佔據了戰後危機所導致的真空,它致使新誕生的民主制度在當時迅速地遭到失敗。

所有這三點,都在19世紀70年代、80年代有了很大發展準備。如1871年的巴黎公社及經濟危機,它讓那些觀念和意識形態火熱起來。這一切使得激進的社會主義在“馬克思”的“反對自由主義的學說”(!)下,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得到廣泛的傳播。而另一方面,在建立在生物學的達爾文主義理論基礎上的所謂社會學說影響下,種族主義加劇了國家主義與民族主義、反猶主義的發展。階級鬥爭、血統性的、地域性的族群鬥爭、敵友關係、強者的權力,被提高成為政治原則。為此,在達爾文顛覆性的知識論和現代科學上建立的兩個極端的意識形態,種族主義和階級學說,它們一出現就聲稱自己是科學的,絕對正確、沒有錯誤。

這一由左或者右產生的“反自由主義”,在文化批評和悲觀的文明主義者那裡迅速地泛濫爆炸。自由主義的進步和民主思想,在中歐和東歐立腳的同時就被置於疑問。在這種意義上,尼采哲學被廣泛地傳播。無論人們是否接受他的反猶和民族主義思想,他的激烈尖銳的反對自由文化和基督教的箴言式的言辭,在當時都和民主思想一樣很容易地被人們所接受、傳播甚至被濫用。

布拉赫認為,在世紀初期前後以現代形式出現的那些世界觀的思想和基本問題,至今仍然影響著這個世界。這種東西作為那些所謂偉大的運動的發酵粉影響左右著我們。它包括不斷產生、持續不絕的各類聳人聽聞的、時髦的政治思想,或作為我們的準則,或進入我們生活日常用語且不斷再生的政治觀念。它涉及的不僅是最重要的政治方向和潮流,就如同在18世紀自由主義、社會主義、保守主義和各種激進的思想流派所贏得的那種形式那樣,而且還有專制和極權主義的變種和實驗。這種傾向特別是在一次大戰前後得到迅速發展。如果我們不僅把激進的政治運動看作是20年代、30年代的現象,而且也看作6070年代的現象,那麼為了理解這些思想是如何形成意識形態,乃至如何造成可怕的政治現實的,我們就必須回顧世紀交接時的情況。

人們可以肯定,這些思想和目標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就已經確立,部分方法至今仍然廣泛地影響著那些繼續存在的形式。列寧和希特勒看到戰爭造成的真空,利用政黨,從內部充分利用了戰爭的精神和心理的影響,以一種社會性的、意識形態運動來運動民眾,從而形成一種強有力的誘惑,來取代那種不完全的君主專制。那個時代的還不很成功、軟弱的民主造成了1917年的俄國,以及其後的發展。

 

     第二個時期:1917年到1923年,具體化時期。

布拉赫認為,知識分子作為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助產士既影響並且幫助了左派,也影響了右派。對於右派,墨索里尼最早是一位激進的社會主義者,他在大戰時建立了法西斯主義。德國專門研究納粹法西斯主義問題歷史學家諾爾特 (Ernst Nolte) 認為,他的思想基本上是取自馬克思和尼采。而在另一方面,對於左派來說,則是在對於社會主義的改革性或革命性的理解下,在世紀轉折時期迅速地傳播推行激進的、追求暴力的觀念。這一時期有兩個代表人物,一個是法國的喬治 索雷爾 (Georges Eugène Sorel),他試圖把馬克思和柏格森結合在一起,認為採用暴力實現目的、實現社會主義是正當的。另外一個代表則是俄國獨裁的“一黨專制”的社會主義的奠基者列寧。列寧的理論及實踐直接影響了1917年後的世界歷史。

19141918年的大戰是直接造成極權主義思想突破和興起,並且具體化的原因。在蘇聯,19世紀就已經存在的共產主義及專政學說,在列寧那裡被進一步擴展,1917年在他的領導下極權主義掌握政權,並且宣佈世界革命到來。在意大利,就在一次大戰中產生並且形成了法西斯主義及其意識形態。為此,戰爭結束可以說是宣佈了一個新的獨裁時代的開始。

如果這五年帶來的的結果還不能說是完全奠立了極權主義的統治制度,那麼則可以說是奠立了極權主義的統治原理。在這五年中,就在新的蘇維埃俄國,共產黨單獨統治的確立以及歐洲其他國家革命嘗試的失敗刺激下,同時產生了一種對它的反彈——國家社會主義運動。這個運動既反對自由主義也反對馬克思主義。1922年,在墨索里尼領導下他們第一次掌權。而與它平行的是,在列寧死後,斯大林接任。斯大林使得極權主義更加完善。

就是在1923年,意大利的獨裁者自己第一次明確地提出“極權主義”這個術語及這個要求。此後,這個影響了其後百年的極權主義這個概念,開始被他的批評者廣泛地研究使用。

在這五年也開始了一個新的周期,“極權主義化”的“民族主義”、“國家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的競爭。在德國,在這一時期有兩次失敗,首先是1919年左派在慕尼黑的革命試圖,然後促發希特勒對於墨索里尼進軍羅馬的模擬,1923年反對魏瑪共和國的卡普政變,在慕尼黑掀起了獨裁浪潮。

 

     第三個時期:極權主義的高峰

19331934年,再次發生了1917年後最嚴重的極權主義攫取政權事件。希特勒納粹在德國上台,從而成為上個世紀前半夜專制浪潮發展的又一個頂點。大多數在一次大戰後新成立的民主社會都還很軟弱,禁不住危機的動搖,為此常常借助於強人,如匈牙利的霍爾蒂 (Miklós Horthy)、波蘭的畢蘇斯基 (Jozef Pilsudski)、葡萄牙的薩拉查 (António de Oliveira Salazar)和西班牙的弗朗哥,以及波羅的海沿海和巴爾幹地區,奧地利及希臘(梅塔克薩斯,Ioannis Metaxas)和納粹等

在這一期間,國家社會主義、納粹在反自由主義和民主的思想下,如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布爾什維主義那樣,在理論和實踐上形成了一個廣泛地攫取政權的潮流。在這一期間還有另外一點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密切相關,那就是他們同時借用了某些形式和口號,如種族主義的目標口號。

如果說在20年代在精神和政治發展的可能上還是未定的,那麼,到30年代世界實際上已經處於這兩個巨大的極權主義集團的陰影下了。儘管這兩個集團在很多方面直接對抗,但是這兩個極權集團,毫無疑問地都是多元主義的民主社會及其價值的敵人。民主社會則是以其自由以及對人權的尊重的成就,來對抗共產黨和納粹各自所締造的神話的誘惑。

在這一期間大多數歐洲的年輕人,由於經濟和國家的危機造成的壓力在二者之間動搖。對很多人來說,歐洲在當時的形勢下,未來的國家的形式似乎只有採用一種希特勒式的個人性的統治。這不僅是斯賓格勒的,而且也是韋伯的預言。

 

3.2 極權主義制度發展擴張時期:觀念化、族群化國家的擴張戰爭

 

     第四個時期:極權主義的征伐與奧威爾、泰爾蒙的反思

“征伐”,或者說用暴力來消滅不服從者,來實現並且擴張自己的極權的要求,是這種極權主義的典型特點,有它存在就一定有不同性質的征伐戰爭,或者是國際性的,或者是內戰性的,就一定有殘暴的不同形式的鎮壓。它的這個特點更讓人看到,極權主義是一種政治化、世俗化的基督教,它繼承了曾經在基督教中存在的這個極為典型的特點。

20世紀極權主義的第四個轉折點是這種世界性征伐的開始,1939年二次大戰爆發,但是實際上它是從1937年開始,從西班牙戰爭擴展到1939年的世界大戰的。

西班牙內戰的特點,就是一種普遍化的意識形態的內戰。它為其後世界政治決定性的轉變做了準備。其後所有那些特點,極權主義的那種“反人性”、對人類造成的威脅,無論是左的還是右的,都已經在西班牙內戰的縮影中顯現了。

對於這個轉折點其後的發展,布拉赫特別提到兩個人,英國的喬治 奧威爾 (George Orwell) 和後來的以色列的學者雅各 泰爾蒙 (Jacob Talmon)。他們在親自經歷了西班牙內戰後,出於對這一段歷史的經驗與反思,對於極權主義的威脅為我們所作出的嚴肅反省及尖銳分析,直到今天對我們仍然非常深刻、有效。而事實上,對筆者來說,這兩個人的思想和經歷對中國知識界來說,可以說是一面具有直接意義進行對比、分析、反思的鏡子。

英國作家奧威爾1937年參加了西班牙內戰,這造成了他人生中的重大轉變。為此,他在1944年做了自我批評,這個自我批評至今還是具有非常的意義。他坦率地承認,左派知識分子那時犯下了錯誤,他們屈服於那些謬誤是因為他們只是想要反對法西斯,而不是反對極權主義。奧威爾隨後在1945年出版了《動物莊園》、1949年出版了《1984》,對斯大林主義、對極權主義社會進行了深刻的揭示。這兩本書對於極權主義社會及其統治者的分析,可謂是教科書式的。1950年代的中國直到今天,都在亦步亦趨地沿著這個模式存在。這是兩部到今天為止,同類作品都無法望其項背的作品。

泰爾蒙是波蘭裔的以色列歷史學家。他的三卷本的《極權主義民主的歷史》(也可以譯作《民主集中制的歷史》),是專門對於極權主義的精神和思想起源的研究著述,至今對於認識極權主義依然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而這些觀點都是他在1937年到1939年間形成的。泰爾蒙自己說,對他起決定性影響的是西班牙內戰、斯大林對政敵的莫斯科審判以及納粹對於猶太人的迫害。

泰爾蒙直到1980年去世時一直反復強調,他的最根本的考慮就是,極權主義思想及其行為的虛偽的民主的特點,而這就是30年代末期的那些混亂,本末倒置出現的原因。他自己作為一個也曾經涉及於此的歷史學家,清楚地看到這一切和18世紀末期在羅伯斯庇爾領導下的法國革命的類似性即這種所謂的Totalitarian Democracy (極權主義的民主——即民主集中制)所具有的極端獨裁的可怕的思想及現實。Totalitarian Democracy,這個西文術語,“極權主義的民主”,被中國的共產黨知識精英翻譯成“民主集中制”,對中國人來說,多少年來,比西文更加重了一番欺騙性。單就這一術語的翻譯,我們就可以再次看到奧威爾在《1984》中揭示的,真理部的翻譯及著述都是讓人們忘掉傳統、忘掉這些語言本來的意義,把人們的思想完全鑲嵌、禁錮在共產黨的思維框架中。這個翻譯也使我們看到,中國的共產黨的知識精英們,即于光遠們,自然辯證法界的精英們,在過去利用中文翻譯變本加厲地為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服務。

奧威爾和泰爾蒙這兩個人,對中國知識精英有著直接的對比借鑒,及反思意義。與這兩個人的思想經歷、人生經歷類似的就是經歷過四九年前的那一代知識人,也就是李慎之、許良英、顧准等一代人,他們居然只反對國民黨專制,而不反對更為極端的共產黨及極權主義;他們甚至終生如此,在三十年後,依然只反對四人幫,或者反對毛澤東,不反對鄧小平及共產黨。他們從來沒有像奧威爾和泰爾蒙那樣邁出過哪怕是一步對自己的過去的懊悔和反省。所以那種稱讚他們兩頭“真”的說法,實在是一種自欺欺人的說法。

奧威爾和泰爾蒙,當然也提供給我們一個對於中國80年代包括方勵之們的思想及行為如何認識和評價的參照系。

事實上無論是40年代中期後的顧准、許良英們面對的歷史,還是方勵之們80年代經歷並且面對的歷史,都遠比奧威爾們30年代的歷史更容易看到共產黨的本質。因為他們甚至都經歷了荒誕殘暴,自己也被殘酷整肅的反右和文革,但是,奧威爾在西班牙內戰後立即進行了反省,並且寫出《1984》,而顧准、許良英們,包括方勵之則究其根本,終生也沒有走出自己製造的迷霧,沒有看到自己步入的是歧途。

而事實上,所有這些錯誤和歧途是不難辨別出來的。在30年代末期,到1939年就出現急劇的轉折,希特勒和斯大林簽署了合約,左的和右的獨裁者退回到聯合一致、瓜分世界。但是這個清晰的分界沒有持續很久,由於兩年以後希特勒進攻蘇聯,政治問題和價值問題的交叉糾結使得這種錯誤和混亂再次發生。它們再次引發了一種誤導及對世界政治的錯誤判斷,從而把世界直接帶入到二次大戰後的冷戰。

類似的歷史循環,在1949年中共建政後的中國社會中,在國際社會中,甚至至今還在一再重複。在國際社會中,60年代後的聯中抗蘇,70年代的阿富汗問題,90年代後的伊朗、北韓、以及為了對付各類恐怖集團而採取的“綏靖”;對中國改革的利用,以及在中國國內的不斷地產生的只反所謂貪腐官僚(薄熙來等)、不反共產黨惡性本質統治(習近平等)的迷思。此中最嚴重的就是諾貝爾文學獎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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