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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维光德國極權主義研究大師布拉赫及其二十世紀研究(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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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的歷史循環,在1949年中共建政後的中國社會中,在國際社會中,甚至至今還在一再重複。在國際社會中,60年代後的聯中抗蘇,70年代的阿富汗問題,90年代後的伊朗、北韓、以及為了對付各類恐怖集團而採取的“綏靖”;對中國改革的利用,以及在中國國內的不斷地產生的只反所謂貪腐官僚(薄熙來等)、不反共產黨惡性本質統治(習近平等)的迷思。此中最嚴重的就是諾貝爾文學獎居然授給一位典型的“真理部”培育的作家,公然在這個世界上,在民主社會吹響極權主義的號角!在經歷了一百年的殘酷的歷史後,在奧威爾和泰爾蒙的著述前,人們真的要問,是不願意看,還是真的看不清共產黨的極權主義本質?

 

3.3 冷戰及現代世界中的極權主義威脅:1945年後的經驗歷史

 

     第五個時期:全球化、西化下的二元化世界

40年代和50年代是有所變化的時期,但是也依然可以被看作一個極權主義蔓延擴展的時期。如果說它是20年代戰爭與革命問題政治意識形態,30年代難以停止的獨裁的繼續,那麼也可以說50年代在西方驚人的重建,同時也是又一次自由多元的民主制的富有成果地繁榮發展。這一人類世界發生的歷史性的政治分裂在40年代就顯示出來。在經歷過希特勒的災難之後,1945年後世界很快就更深刻地分裂成獨裁和民主兩個對立的陣營。新出現的極權主義在三個方面和40年代相聯繫。

第一,墨索里尼、希特勒獨裁的發展和展開,在1942-1943年到達最高點,但是同時帶來了另外一面,它對於人類的蔑視和毀滅也把它自己帶向徹底失敗。

第二,同時期在民主時期歐洲的解放和重建也促使了抵抗力量及運動發展,以及一個統一歐洲的思想的產生。

然而,第三,最終在歐洲出現的卻是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徹底分裂。伴隨斯大林主義在東歐的極權主義的確立,德國也分裂成意識形態尖銳對立的兩個國家。

1835年托克維爾曾經做出過世界兩極化的預言,現在,從上個世紀1910年開始,整個世界秩序的發展應和了這個預言。兩個大國美國和蘇聯現在分別成了自由和奴役的象徵,他們各自按照自己的秘密計劃控制半個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不同的是,在意識形態和政治上更尖銳的對立,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首先是現代社會自身面臨的毀滅性問題,以及國家之間的矛盾,繼而蘇聯的布爾什維主義、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德國的納粹,以及日本逐漸在世界舞台上擴張。布拉赫認為,他們用一種偽宗教把握了民眾,並且試圖用極端的一體化的統治支配一切。這在意大利是一種復活羅馬帝國,在德國是種族帝國,在蘇聯則是用階級鬥爭取得世界革命的勝利,從而到達千年盛世。

20世紀上半葉出現的族群殺戮中,首先是共產黨對於“階級敵人”的毫不留情地屠殺,然後接著出現的是納粹對於猶太人的種族滅絕。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發生的人類的犧牲比起歷史上任何一次戰爭都更為嚴重。到1940年,在歐洲大陸只剩下瑞典和瑞士兩個民主國家。為此,戰後人們對於自由和民主的要求也更為強烈。曾經參與過抵抗納粹的人們力圖在戰後重建民主自由制度,但是這個努力只是在歐洲的一半,在西歐,沿著大西洋的部分得以實現。二次世界大戰後,甚至可以說大戰還沒有結束,從1944年蘇聯進軍波蘭時就已經開始了分裂。而邱吉爾在1946年就斷言,在歐洲已經形成了一道切開兩邊的鐵幕。其後發生的一系列歷史性的事件走向的是完善這個鐵幕分隔,如共產黨在捷克斯洛伐克掌權、中共內戰的勝利、柏林空中橋樑事件、韓戰等。二次大戰後的最重要的一個結果就是不再只是一個世界、一個歐洲,乃至一個德國、一個中國、一個韓國等。世界以意識形態和制度為區別,劃分成為兩個——冷戰的原因是“意識形態”和“制度”的對立。

為此,二次大戰後的新的民主制度立即被置於陰影之下。

 

     第六個時期:極權主義的變通及擴展

布拉赫認為,對於極權主義來說,緊接著上述時期的是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階段,1953年到1956年,從斯大林去世到1956年赫魯曉夫表面看來似乎部分地去除斯大林的政治變化——解凍。

斯大林曾經被“部分人”認為是“第一個”和“最後一個”極權主義的獨裁者。但是這一時期同時發生的卻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建立了另一個典型的極權主義政權。儘管中國共產黨保持著與蘇聯的距離,但是中國共產黨卻在堅持斯大林主義及其意識形態問題上從來沒有打過任何折扣,只不過在這一期間他們提出自己的毛澤東思想,用以來繼續本來的斯大林主義。而這在筆者看來,就是後來的鄧小平,乃至今天的習近平也都是以一種變通修補、來讓斯大林主義,也就是正統的共產黨思想及主張重新得到鞏固,繼續生存下去。

布拉赫在分析、描述這一時期的歷史現象的時候,指出這一時期在第三世界發生的所謂爭取自由的運動,幾乎無一例外地以獨裁政權的建立而結束。這個現實讓人們看到,所謂“現代社會”在世界的每一處都為那些披著解放運動外衣、區域獨立要求的宣傳煽動家和意識形態分子提供了巨大的活動舞台。這尤其是在拉丁美洲,卡斯特羅和格瓦拉成為了一個符號,不僅影響了第三世界,而且作為一個具有濫漫主義——觀念“濫蠻”色彩的革命英雄影響了西方的知識分子和學生,甚至部分教會。首先在新教中,然後是天主教,居然產生了一種革命的神學,讓他們再次沉醉於政治性的宗教中。

筆者以為,這印證了筆者的看法,所謂現代社會及其潮流,不過是幾百年前的基督教社會的世俗化翻版而已。而為此,對於這個值得深思的問題:為什麼中國共產黨從斯大林去世後,就不曾離開過斯大林主義,並且更少民族和傳統的內容?1966年,在斯大林去世13年後甚至爆發了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而這就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思考方向——因為它是西化的產物,不過是曾經存在過的基督教教會、教派的世俗翻版。

 

     第七個時期:極權主義對世界的腐蝕、滲透及擴張

極權主義對世界的腐蝕、滲透及擴張從第六階段時期發生、變化到1968年到達高峰。

西方的六八年的抗議運動,這是由新馬克思主義的新左派發動的一場新的對於議會民主的攻擊,並且導向對極權主義的政治變化進行重新理解的新的浪潮。然而,儘管如此在這場運動中人們還是可以看到它與當初在法國革命中恐怖階段對於民主的進攻的差別。因為那次革命其後的發展通過流血的巴黎公社,最終造成1917年至1919年的革命及社會主義和共產黨的分裂,造成無產階級專政、獨裁國家和法治國家的對立,極權主義的、也就是民主集中制的所謂民主與自由的民主制的分裂與對立。

1968年的這場運動中,西方國家面臨的已經不是歷史上的對於民主制存在的威脅。六八年運動開始涉及的是一種世代性的矛盾挑戰。這個代溝衝突是在反對極權主義的方向上對於以前的、老的極權主義的質疑。但是六八年的那些代表人物並沒有意識到制度問題的重要性及其根本區別,反而是輕描淡寫甚至掩飾了這些問題。與此同時,他們在關於有關恐怖主義問題的討論中,卻試圖超越暴力的界限,奪取國家政權。這就使得他們的嘗試不再是一種沒有危害的試驗,而成為一種自我損害。而這同時就激發出極權主義概念在意識形態問題上的危害,從而,使得發生於六八年的這場運動,在70年代成為一種對於民主制度的消弱和危害。

這樣一種氣氛造成了在這一期間共產黨政權居然一直也在試圖用反對極權主義來標榜自己。儘管任何共產黨中的所謂修正主義、改良派從來也沒有觸動過他們的極權主義制度的本質及基礎,但是現在他們卻希望借所謂“緩和”和加強合作的名義,來讓人們感到他們似乎在去除極權主義。儘管如此,研究這一段的歷史人們立即就會發現,他們在“一黨極權壟斷權力”上,在“秘密監控”上,以及權貴階層對權力和意識形態的壟斷和操縱上,除了一些微小的變化,根本上沒有任何改變。這個現象,居然在2000年以後發生在對於中國共產黨政權的認識上,毫無任何變化地再次出現。

 

     第八個時期:現代社會惡性腫瘤的擴散

布拉赫認為,70年代的特徵再次是民主制社會自身在發展中遇到的問題帶來的。與極權主義政權及其在社會中的影響和傾向的鬥爭,被“緩和”政策所取代。因為嚴重的經濟危機和恐怖主義,對西方當代社會批評的各類意識形態和運動的傳播,以及三者的相交在1978年使得對於極權主義問題的爭論到達了一個新的階段。各類相信能夠在政治與經濟上找出一條替代道路的想法,及和平主義、中立運動一起構成了一種尋求第三條道路的浪潮。為此,對於議會制民主與工業社會的討論再次讓人們嗅到極權主義的氣息。那種計劃設計的政治道德的嚴格性,讓此後的人們對比回憶起20年代的那種自我毀滅的潮流。

但是無論如何,極權主義問題的出現卻是在另外一個情境,完全和20年代不同的情境下再次出現的。人們感到不再是生活在一個不斷有效地解除意識形態的時代,沒有意識形態的時代,而代之以一種不安全的,憂慮、擔心的哲學。人們不再是如六八年運動那樣,對進步充滿樂觀,過高地抬高了自由和社會性的解放,而是關注於反國家——在一種理想的社團意義上的對文化和社會提出批評。對於過分理性化、進步社會的聲討,把他們和一種新的唯心主義或者說理想主義,及非理性主義救助生活的烏托邦聯繫在一起。他們認為,這是在把物質主義或者說唯物主義的意識向後唯物主義或後物質主義的價值的轉移。

這種需要立即被極權主義所利用,他們再次以一種偽宗教的形式出現。它不僅在佔三分之一世界人口的共產黨國家如此,而且在伊斯蘭國家的新的建立在所謂宗教基礎上的革命中也是如此。在前者,共產黨國家中,共產黨政府始終以一種意識形態的要求和虛構來迫使民眾與政府一致。在後者,伊斯蘭國家中,一些教派的努力,甚至在西方民主國家中的一部分派別的活動要求中,再次顯示出很強的極權主義的要求。在世界的世俗化和現代化過程中,它的誘惑力再次上升。上個世紀上半葉,那種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獨裁下,三分之一的人生活在極權統治下的可能性威脅依然存在。

布拉赫上述對於20世紀的極權主義的分期分析,系統發展形成於80年代中期,但是其後30年的歷史,儘管1989年柏林牆倒塌,歷史卻沒有像福山說的那樣終結——極權主義滅亡,民主取得了徹底的勝利,也沒有像杭亭頓說的那樣——東西方文化傳統的衝突支配世界,而是歐、美或者說“西方國家”“製造”的“問題”和“災難”,不但禍及自己,而且依然嚴重地影響威脅著這個世界,如本拉登恐怖集團,如伊拉克問題、伊斯蘭國問題,這些災難甚至比前半個多世紀的災難還要嚴重和複雜,甚至它再次讓西方世界自己陷於難以自拔的局面。而所有這些災難,幾乎都沒有超出布拉赫的研究結論。為此,最近30年的歷史可以說再次證明了布拉赫的研究及憂慮的巨大價值。

 

3.4 共產黨、法西斯和納粹的極權主義統治的對比解析

 

在布拉赫對於20世紀,極權主義的世紀的縱向研究中,有兩個貫穿整個歷史的問題值得單獨提出來介紹。其中一個就是共產黨、法西斯和納粹的對比研究。

 

3.4.1  1989年柏林牆倒塌後,90年代後期,力圖徹底清理共產黨罪行的《共產主義黑皮書》出版後,再次引起了曾經發生過的關於共產黨是否可以和納粹相提並論的問題。事實上這個問題早在二、三十年代就已經產生。布拉赫在他1986年出版的關於極權主義的分期討論中,也對此進行過討論。

對於布爾什維克蘇聯、意大利法西斯政權和德國的納粹,這些個新產生的專制制度究竟有哪些獨特並且根本性的特點呢?

布拉赫認為,首先是它們如何產生的,它們產生於兩次大戰期間的專制潮流中,這也就是說那種對於獨裁呼喚的需求,是這種極權主義出現的前提。其次另外一個使它成為可能的前提是,這是一個能夠技術性地操縱、控制民眾的思想及生活的時代。因為和一切老的專制不同,這個新的極權主義專制要求完全、徹底地統治和對不同聲音的鎮壓,要求群眾及個人與領導人和黨的各種運動完全一致。而這也就僅僅只能使用最嚴厲的控制和恐怖,通過虛構與謊言及對其的壟斷才能夠既把制度合法化,又讓人們感到有義務相信一個絕對的意識形態,從而迫使民眾自願地同意接受這種統治。

布拉赫認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法西斯主義的國家社會主義,都是把民眾分成人民和敵人,而納粹則是以種族區分敵我,他們由此確立了統治觀念,即形成意識形態,並且同時把這些觀念用於統治,以此來為自己的統治辯護。在這樣一種意識形態下,它或者以人民的名義,或者以黨、領袖的意志,或者如其後五、六十年代,以那種偽“民主”、假“法律”的名義,或者以革命的名義救世、實現盛世,如他們所宣揚的無階級社會、工人階級的天堂那種未來神話。

布拉赫在80年代初期的的這個描述,讓人們看到,它不但根本就是對中國半個多世紀的歷史及社會的精確描述,而且80年代後,包括今天的中國出現的現象也根本不是新的,而是五、六十年代就在東歐就出現過。中國絕對不是沒了意識形態,近年來那種替代階級鬥爭的“民主”、“法律”、“憲政國家”,甚至“儒家”及“中國傳統”的說法,都不過是把這些東西抽去本來的價值基礎,變成意識形態的欺騙做法。事實上,“孔子學院”就是奧威爾筆下的“真理部”的分店,它輸出的根本就是意識形態。

在筆者看來,它和60年代以前的那種直接的個人崇拜、清教式的訴求一樣,同樣是用意識形態來填補一種不斷失去的“傳統價值”造成的真空。由於無論是希特勒還是毛澤東,對他們來說最重要的就是操縱民眾。因此,他們都大量地運用了基督教的各種形式,如群眾性的聚會、儀式、符號、口號。實際上最近三十年,乃至到今天為止,中國共產黨的各種改革口號、形式、思想內容都沒有超越上個世紀30年代以前的內容。如人們曾經高度評價鄧小平的取消階級鬥爭,但是實際上那不過是把共產黨曾經使用過的“階級敵人”,換成法西斯主義所喜歡使用的“人民”還是“人民的敵人”,來為維護自己的統治進行族群迫害。最近幾年的所謂恢復法治,所謂憲政,以及以前毛澤東的大民主、大字報、大鳴放,都不過是布拉赫所說的以偽民主、偽法律的名義。為此,關於在德國時下進行的關於共產黨東德是否是個合法國家的討論中,德國總統高克會毫不回避、一針見血地指出東德是個非法國家,在那裡根本就沒有法律,有的只是個人、一黨的肆意而為。

極權主義試圖消除所有以前人們所具有的個人及國家賦予的權利,消除人的個體性。與此同時它告訴人們,對於民眾每個人來說,它是迄今為止的最好、最有效的國家和社會形式,它能為民眾帶來真正的民主和幸福生活。這種誘惑,由於使用了現代技術方法,宣傳和通訊,因此它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徹底地得到貫徹。它甚至可以操縱性地利用西方的施密特這樣的政客,來為它的這種宣傳服務。因此可以說,所有這些要求及做法都是一種基督教世俗化的產物,都不是中國式的,極權主義完全是政教分離後、基督教退出後的後基督教社會在20世紀的一種獨特現象。

 

3.4.2  為了說明這三個極權主義政權,共產黨、法西斯和納粹的類似性,布拉赫指出了他們三個共同的傾向:

1) 一個號稱自己不會犯錯誤,代表真理,要求人們宗教般地崇拜信服他們,組織嚴密的黨是走向和施行極權主義的保障。這個黨攫取政權不僅使用的是傳統的方式,也就是依靠革命和暴力,軍事政變獲得和掌握權力,而且還侵蝕、濫用,公開或暗地操縱民主制度來達到掌握政權的目的。如1933年的納粹上台,利用的就是表面的合法性,再如一般共產黨國家的法律或民主形式。所有代表其他政治和社會生活的政黨和社團、群體,要麼被禁止,要麼被徹底消滅,要麼就是通過暴力威脅及強迫導向使他們在假選舉和假議會中成為一種虛假的黨派存在,如共產黨治下中國社會中的所謂人大(人民代表大會)、政協(政治協商會議)。

2) 這個一黨制的極權主義國家建立在一個絕對的意識形態基礎上,這個意識形態同時作為一種在政治上排他、壓制任何反對意見的救世學說,一種替代宗教,為其強行使整個社會一體化論證和辯護。它同時利用現代技術壟斷和操縱媒體輿論,用各類秘密警察監視公民,用集中營、勞改等迫害民眾,它不僅要求民眾表面的服從,而且要求改變民眾的內心的要求。

3) 極權主義統治的意識形態,也就是它的思想的根本就是在一個神話,或者更準確說在世俗神學基礎上的假說。它或者宣稱自己代表未來,在這失敗後,它就改而“宣稱自己代表效率與能力”來為自己的極權要求辯護。

這個效率問題實際上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問題。事實上,在上個世紀30年代到50年代,極權主義的希特勒和共產黨政權都曾經利用過這一點。30年代,希特勒曾經在德國在很短的時間中取得非常有效的經濟成就,但是時下已經沒有人再敢於拿那個經濟成就來為希特勒政權辯護或者緩頰。

對於共產黨政權來說,它的例子則是另外一種類型的。30年代到50年代共產黨是以計劃經濟來證明自己的有效性。西方部分人也曾經在50年代中期歌頌過蘇聯的成就,但是60年代後人們清楚地看到這個計劃經濟的不可行性、破壞性,共產黨社會也嚐到了它的惡果。70年代後東歐就實行了部分的實用主義,鄧小平等中國領導人由於文革的破產,也不得不鬆綁。此後由於1989年殘酷鎮壓民眾而受到全世界的制裁,就更不得不在經濟上更加實用主義。儘管如此,由於共產黨掌握了權力和輿論,因此它永遠不會真正承認錯誤,時過境遷,現在居然用“有效性”,以及所謂“盛世”來為自己的極權辯護,忘記了過去曾經是他們自己宣稱“計劃經濟是最有效的”,而現在卻居然變成,它曾經譴責過的自由經濟、實用主義是有效的。

這種實用主義及謊言帶來的惡果,在極權主義社會內部當然不可能去討論它,但是可悲的是,在極權主義外部,國際社會,由於利益關係西方也沒有興趣正視它。在布拉赫提出並且討論過這個問題的四十年後,竟然還有一些西方知識精英,乃至領導人以同樣的語言來為中國共產黨緩頰。為此人們只能懷疑他們的用心。

極權主義固然可以通過其對政治和經濟上的控制,強行實施一些事情。但是事實上由於在極權主義統治集團內部,在黨內和領導集團中永遠存在的鬥爭,在黨和國家之間永遠存在的無法解決的二元性問題,權力過分集中在中央將會嚴重影響決策的準確性,嚴重地影響它所鼓吹的效率。更何況通過犧牲自由,一般的法律秩序,安全感,而改用物質收買及暴力威脅來實現這一切,一定會失去更多的東西,並且造成不穩定因素,以及嚴重的對於環境和社會的破壞。

對此,80年代初期的布拉赫堅信,法西斯主義和納粹的結局,以及斯大林死後,毛澤東死後的情況,已經讓人們看到極權主義統治絕對不是一個能夠“正常地”解決危機,並且更有效力的制度。它的強力控制從長遠來說造成的問題與不穩定,對人類及其生存環境的損害,將遠遠多於看起來沒有效率、決策緩慢的民主社會,這種破壞甚至可以說是致命性的。

布拉赫教授35年前的這個論斷,至今仍然擲地有聲。

 

3.5 意識形態問題

 

布拉赫大約在提出“極權主義的世紀”的同時,於1982年出版了《意識形態的時代》一書,這本書對於布拉赫來說,可以和《魏瑪共和國的消亡》相提並論,同樣是最為重要的一本書。實際上,在布拉赫對於極權主義問題的各類研究中,都一直伴隨著對於意識形態問題的研究。

意識形態問題,即觀念論問題,如前所述是西方基督教文化歷史發展所獨特具有的問題,我們東方人現在必須面對它,是因為全球化、西化。

意識形態問題,從認識論上看,它只會發生在二元框架的文化思想中。各類觀念問題,在人類的各種文化中都存在,但是它發展成為Ideology,卻是18世紀末、19世紀初特殊時期的特殊產物。這也就是說,它是政教分離後的世俗社會的一個新的現象,即在這個社會,原來在思想和精神領域中佔支配地位的神學退出去之後,世俗的觀念要佔領神學思想的地位,於是才會有“意識形態”之說,絕對化的觀念論之說。而如果說,極權主義是曾經有過的政教合一的社會世俗化的結果,即從一個宗教一統天下,從精神到物質,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到現在由一個世俗的黨派,或者族群來一統天下,壟斷天下,那麼我們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意識形態問題和極權主義問題的血肉關係。

極權主義的要求決定了它一定會有意識形態的要求,所以有極權主義存在的地方就一定會有意識形態問題、觀念論問題。而反之,在有意識形態問題的地方,就一定會有滑向極權主義的傾向及可能。為此,意識形態問題,從19世紀中期後到今天,在百年來的極權主義發展變化史中始終處於中心位置。

 

3.5.1  如前所述看,政教分離後的歐洲社會產生的觀念和意識形態的問題,是以一種以觀念為核心、為基礎的運動,以及在它們之間產生的鬥爭,它告別和顛覆的首先就是長期以來存在的價值和道德秩序。為此,它帶來的就一定是,進一步的新的、明確的、廣泛的和政治及社會聯繫在一起的極權主義的要求。

極權主義必然要求在國家和社會,經濟和文化中相應的意識形態化的變化及操控,極權主義的擴張首先是意識形態的擴張,為此,它就帶來了20世紀初期高度意識形態化的獨裁統治的急劇傳播和擴展。承擔這些觀念和意識形態的族群和政黨聲稱他們代表了絕對合乎規律,代表真理的思想,毫不留情、毫不寬容地以一種極端強硬和迅速的方法要求實現他們的要求。無論是出於保守的、還是民主的,或是社會主義的根源,無論是進步主義還是濫漫主義的反動的衝動力量所帶來的左派或者右派的激進主義,它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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