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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维光:从东欧的变化看大陆知识分子(四-B)(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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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民运菁英”对“八九”民运的变态反应─积极的反动

 

在谈到东德知识分子对于八九年民主变革的变态反应时,西德报纸分析,社会主义赋予知识分子的最大特权是作社会的精神贵族,并且就是这种精神贵族的自我意识使他们在一九八九年的民主变革中能够理直气壮地捍卫社会主义。这种精神贵族的特征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

这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身分上明显地区别于他们的东德同行:他们是文化人,但又不单单是文化人,他们同时还是政府顾问、或是某个部门的当权者,他们置身于政治权力的中心。他们是文人,但是他们的言论、行为有超出文化之外的政治影响,他们从政─官方的政治,但享有文人、学者的名声。他们在中国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政治阶层,在过去十年中生长的改革派知识分子就是这样一批人。这些人对自己的特殊地位与作用相当自觉,不讳自认“菁英”,我们名之为“政治菁英”。这种特殊的品格使这些人的社会作用远过于东德的上层知识分子。在落魄时他们会暂时混杂在民主运动中;但稍一得势,他们就要严重阻碍中国民主化进程。正因为此,对于八九年的民主运动东德知识分子是哀鸣,而他们却是积极的反动。

说那些“六四”之后跑到海外的改革派知识分子对“八九”民运的态度是积极的反动,人们会觉得一下子难以接受。他们不是一到海外就积极组织民阵,抗议共产党屠杀人民,力主实行民主改革吗,怎么能说他们对民主化是积极的反动呢?!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得到说明:

首先鉴于他们对于“八九”民运的评价,

其次是他们对共产党的表态,

第三是他们关于中国未来前途的预设。

一.这些人跑到西方,惊魂稍定后,立刻开始清算“八九”民运。他们责备学生不听从他们的劝告,不和党内改革派合作,不懂得妥协,坐失良机,致使“八九”民运以“惨败”告终。这方面,华生(原国务院体改委,赵紫阳的顾问班子成员)表现得非常典型。用他的话来说“八九”民运是“陪了夫人又折兵”,“民主化没有了,市场化倒退了”,十年改革毁于一旦。在他看来,这是一场不该有的运动。他甚至咄咄逼人地问,“你跟不跟共产党妥协?”,并宣称,“共产党有它的真理,它代表着很大的实力”。“激进主义盲动”是他们为“八九”民运所作的结论。跟共产党妥协,这就是他们给中国人指出的未来:“中国人要搞民主,核心问题是一个:妥协”(见《民主中国》第2期“探索未来的道路东柏林十人谈”,第40页和第4849页)。同样是对民主化进程的反动,这种强势和东德“左派”知识分子的弱势形成鲜明对照。一方面是面对着不可逆转的社会历史变化,尽管怀旧、却也无可奈何;另一方面却是面对着一个失败了的民主运动和仍然当权的共产党国家机器。

二.这些流亡在外的改革派政治菁英率先开始了和共产党、邓小平的妥协与沟通。华生反对严家其《五一七宣言》中提出打倒邓小平。他觉得这不公正,“似乎中国的问题全是邓小平造成的。其实那时还没有戒严,没有开枪”(《民主中国》第2期,第40页)。而若不是老百姓先“动乱”起来破坏了安定团结,又怎么会有戒严,开枪?!远志明也通过《民主中国》致信共产党中央邓、李、杨(《民主中国》第2期),恳切陈词,祈求他们的良知,“六四风波过去一年了。目前最令我悲伤的,不再是记忆中的血腥,……而是当我发现你们至今未加痛切反省,……我不怀疑你们解决问题的诚意,但你们始终就没有正视过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之所在。……来到西方世界,我才发现自己是个中国人。中国人不习惯西方人的生活,中国也走不通西方的老路。中国必须要在独特的起点上,走一条自己的路。……以个人论,我已对政治不感兴趣─参与了半年多政治,才发现自己是学者─我所悟到的人生观,也与民主化现代化不甚相关。……站在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立场上,我恳求你们跳出个人权力得失的狭隘眼界,……当代中国政治的要害,就是要使你们意识到,中国共产党还有退路;以退为进,才是上策。……”

对比他们对“八九”的清算,一种“立场、观点”的不同便昭然若揭。东德的知名作家们没有他们“幸运”:昂那克一下子就一劳永逸地从政治舞台上消逝了,克伦茨(Krenz)接替昂那克任德共总书记也只昙花一现,改革派共产党人、德累斯顿市委书记莫德罗夫(Modrow)接任政府总理,很快地也在自由选举中被淘汰。他们即使想要上书陈情、捍卫社会主义,也求告无门。东德的上层知识分子又比他们幸运:他们没有机会在历史上为自己的恶迹留下记录。

这并不是个别人的行为,它代表了改革派知识分子这样一批人的政治倾向。这些人依附于共产党内的一派,作为权力集团中的个人,他们的利益所在与一般民众不一样。“八九”民运中学生和民众拒绝把他们的民主诉求纳入党内改革派的轨道,对此他们不能不明确地表示反对。而他们自己受到李鹏政府的打击清算,则是共产党的内部问题。因为他们是赵紫阳的人,而赵紫阳恰恰是这一次党内角逐的败家。

这些人当时在国内并没有置身于这个运动之中:不是已被群众拒绝了,就是根本拒绝这个运动而远远地置身其外。事实上他们是没有资格充当民运领袖指手画脚的。“改革菁英”的特殊政治身份给了他们在公共社会政治空间中与其真实面目不相符合的声誉与地位。

类似的现象也见于前东德知识分子在西德的遭遇。在勃兰特的东方政策期间,为了表示对东方的和解,西德社会一方面接纳被东德政府驱逐出境的持异议知识分子,另一方面通过尽可能的克制和让步积极改善与发展和东德的官方关系。以至于出现这样的现象,在东德党和政府支持的作家在西德社会也获得承认、享有盛誉;在东德受到政治迫害的作家,在西德同样没有机会。两德国统一之后,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反省民主社会曾经对共产党专制丧失原则的绥靖。

三.这些“菁英”的保守主义还表现在他们的意识形态上。对应于对“八九”民运的“激进主义”的抨击,是鼓吹中国改革通过“新权威主义”和“科学”地回到社会主义。

“六四”之后复兴“新权威主义”首推远志明。他说:“在中国必须经过新权威主义或菁英民主制的过度”,“最好的办法”是“缓慢地、可控制地走向民主化”,“中国如果能够通过新权威走上一条新路,将是中国人民的大幸”。远志明主张新权威主义的主要根据是,以集权防止“动乱”,防止中央失控。然而作为“民运”人士远志明必须回答的问题是,八九年中国人要求民主自由是不是“动乱”?“民主化”要不要共产党集权加以控制和扼杀?(《中国民主的几个基本问题》,“探索未来的道路东柏林十人谈”《民主中国》第2期和“‘六四’以后的中国波士顿讨论会纪要”《民主中国》第4期)

中国的“菁英”知识分子们从东西文化对比和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反思中发现:“自由”、“民主”、“人权”这些人类共同的基本价值原来不过是“西方”的价值体系,不适合中国内在的文化历史传统和独特的价值取向。援引历史、文化传统论证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特殊性,的确是有中国特色的的“现实批评”和“文化批评”。

远志明发现,“中国人不习惯西方人的生活”,因此“中国也走不通西方的老路”。“西方人的生活”即西方民主制度,“西方的老路”即“西方资本主义”。把民主说成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当然还是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之内。远志明下面这一段自白堪称绝唱,可以和K.魏斯那一段田园诗咏叹貔美:“来到西方,使我们能身在卢山之外,冷静的有比较的看中国问题。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也不那么厌恶了。中国人本来生活得很好,全是看到西方人这个样子,才觉得自己横竖不如人。原来吃玉米面馍,不觉得苦,看到白馍了,才馋得不行,搅得心神不宁。西方人的自由观念,是不是就是人类的终极价值所在,非常值得考虑。西方的自由经济和以法治为基础的民主,就是建立在人性恶之上的。问题只是,现代化即使是人欲的火坑,也得追着人家的屁股往下跳。”

K.魏斯是抒发对“逝者”的怀念,远志明是呻吟在现实的西方社会中的失落。为什么“自由”、“民主”、“人权”这些人类共同的基本价值偏偏不适合于中国人?为什么中国的文化传统偏偏就“独特”到了基本人性之外?为什么中国人“独特”的心理期待恰恰就需要“权威主义”?为什么曾经和中国一样经历了多年集权政治的东欧国家可以重建民主政治、而民主在中国就行不通,难道他们没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为什么《河殇》中奉为完美的“蔚蓝色文明”一时间突然变成了罪恶?……???这种矛盾和变态心理与东德作家对老百姓“卑微的物质主义”的不屑以及对西方的“征服”感到的屈辱是一样的不可理喻,一样的不合逻辑,一样的可鄙,一样的可悲。

所幸的是,东德知识分子保持现实社会主义的要求被有声的多数明确地否决了。不幸的是,在中国人这里一直还是名星的鼓噪和公众的沉默。

 

四.当代中国的“改革菁英”和共产党

 

名声会造成许多假象。对比东德的情况对中国“菁英”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和社会地位作一个类似的分析,会向我们说明不少问题。撇开那些有名望、有地位并且不时能给共产党帮忙的老知识分子不谈,也不去谈那些正牌的共产党文人,这里只讨论那些在改革年代崛起的所谓改革派知识分子。他们和东德那些共产党豢养的知识分子既有相同的血缘,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

“两栖性是这些改革派知识分子的社会标志之一,即作为政治人物和作为“学者”,学界和政界“两栖”,而前者是后者的根据。通过改革并借助这种两栖性他们造就了自己的社会知名度,并且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而具有“菁英”的自觉。例如一些目前滞留或流亡国外的前国务院体改委的成员:

严家其: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小组成员,中共改革派赵紫阳的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1982),中国大陆著名改革家、政治理论家,首任民主中国阵线主席;

陈一咨:国务院体改委经济体制改革所所长,首届民主中国阵线理事,现代中国研究中心(1990年在美国芝加哥成立)执行局主席。

他们首先是国务院体改委的成员或要员,然后才是“教授”、“学者”。共产党改革派需要网罗自己的知识分子,这样一些人也希望有机会够跻身于高层政界。于是他们不必一定通过自己的学术成就,而更多是借助于与党政要人的特殊关系和家庭背景进入了共产党改革派的智囊团。

这些人的存在基础就是这种特殊的政治关系。通过这种政治关系,他们处于权力中心,参与决策,对国家和社会发生重大影响;并且通过这种特殊的政治地位获得社会承认,成为“菁英”。这一类“菁英”完全是党内斗争的产物。不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这些人都绝不是独立知识分子。作为共产党的智囊不要真才实学也不能有独特见解,特别是当这种见解不符合党的路线和利益时;这些改革派知识分子是靠着看党内斗争的风向、投靠共产党的某一派,琢磨与迎合主要领导人的心理,为他们的主张和意见提供理论说明和“科学”论证,因而成为改革的理论权威的。

改革派知识分子这种特殊的政治地位还带给他们特殊的“学术利益”:在国内他们凭着是国务院体改委成员的身份可以优先提“教授”、“研究员”的学术职称,可以优先发表文章、出版书籍。学术职称和出版物则迅速促成了他们的“学者”性及其社会影响。凭着国务院体改委这种政府机关的名义他们有机会优先出国:出席国际会议,出国进修、讲学,名目繁多,不一而足。而他们在国内这种官员兼“学者”的“两栖”身份又在对外交往中帮助他们制造国际名声。

改革使开放成为可能,然而共产党体制主导下的开放呈现出一种畸形。一方面那些真正独立的、完全不依附官方的知识分子即使在改革中也根本没有机会把自己完全展现出来;另一方面那些改革派知识分子却可以通过依附当局分享共产党垄断学术和文化的利益,以所谓“新思潮”的面目招摇过市,同时从中国与外部世界两方面获利。而且还不仅如此,凭借其特殊的政治地位这些人还可以以政治干预学术。

美国匈牙利裔的大企业家索罗斯出资成立了一个“中国改革与开放基金会”(THEFUNDFORREFORMANDOPENINGOFCHINA,INC)每年出资一百万美元资助促进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科学研究,这笔基金的使用由该基金会的“中国执行委员会”决定,陈一咨、李湘鲁(赵紫阳的秘书)和朱嘉明都是该委员会成员。这笔钱是否,并且如何真正用于学术研究,促进中国的开放与民主化,外界鲜有所知。

类似的情况又再现于海外,这就是“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该中心是由美国华人教授余英时等人筹资建立,陈一咨担任该研究中心的执行局主席。执行局决定经费使用,研究项目的核准和研究员的征聘。目前已有相当一部分流亡海外的“民运菁英”,例如苏晓康等人,进入该中心。这个执行局是否真能遵循学术自由的精神和严肃、公正的科学态度审批项目和遴选研究人员,这笔钱是否真能如筹资人所愿,切实用于旨在中国民主化的经济、社会、文化研究,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作为“党内”改革的产物“政治菁英”和“官倒”是孪生兄弟,这些人的腐败是连着“党内改革派”的腐败的。

这部分人的沉浮完全系于共产党内政治势力的较逐。“六四”之后一些国务院体改委的菁英被迫流亡出走,完全不是因为他们主张自由民主,为共产党所不容(远志明在致邓小平等人的信中坦承,“我所领悟到的人生观,也与民主化现代化不甚至相关”),而是因为他们是赵紫阳集团的人,是共产党党内清算中被殃及的池鱼。如果是处在一个封闭而稳定的局势下,这些人会从此葬送整个宦途,如同在共产党的历次政治斗争中常见的。然而在前景不明朗的大变动中这些人以往的政治资本及其社会知名度将继续给他们带来常人不能企及的特殊利益。于是我们就看到这些并不主张民主的党内改革派到了海外连摇身一变都不用就成了“民运”菁英,在国外既得“民运”的利益。他们再次利用了封闭的世界和开放的世界之间的不对称,他们继续吃政治这碗饭。中国“改革菁英”的这些优越性是东德上层知识分子望尘莫及的。在东德的“现实社会主义”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两个德国统一了,隔开“东方”和“西方”的那堵墙转眼之间垮掉了。于是人们生活在同一个制度下,要遵守同样的游戏规则,他们的特权所凭借的基础瓦解了。失掉了那种特殊的政治环境和政治品格,这些人就什么都不是了。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这些改革派知识分子在辩护十年改革和共产党政权上,更激烈、更坚决、在政治上更保守的原因。

 

人有人的基本道德和尊严,同样,作为知识分子也有自身的道德标准和学术规范,然而,这一切在一个封闭的专制社会中却遭到扭曲。专制把庸才变成英雄,专制既为那些不甘寂寞而有些小智小慧的所谓知识分子制造了机会,同时也把他们的卑劣显现无余。然而,真正令人忧虑的却是在这个病态的社会中,长期的专制使人失去了分辨真伪、善恶的能力,对这种卑劣视而不见,奉卑劣为神圣则更是悲中之悲。

的确,无论在什么时代,知识分子中总会有一部分人留下自己的劣迹,一部分人坚持基本的道德和学术规范。如果前者成为主潮,社会就会变成病态。社会一旦变质,恢复健全的思维,健康的道德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必须不断地努力去做。知识分子的劣迹,我们不应该姑息,而应该反思:因为为知识,为真理,为那些在大陆为坚持独立人格、独立学术而付出巨大努力却仍然默默无闻地处於极其困难境地的知识分子,良心趋使我们必须这样去作。

 

一九九一年五月于德国,埃森

 

(本文发表于《中国之春》,美国,第106期,1992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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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
   10/21/09 08:52:00 AM
好文章,不过在国内,如你期望的这类知识分子论数量恐怕不比熊猫多。中国的教育已经被完全败坏。教育产业化,社会过度追求成功学,扭曲的激励使中国使这样的知识分子绝迹了。即使读书时,有青年有这个志向,那么他也会尽量选择出国留学移民。
游客
   02/18/09 02:18:05 PM
先生讲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