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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维光:从东欧的变化看大陆知识分子(二-A)(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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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该忽视的经验

─从东欧的变化看大陆知识分子(二)

─仲维光─

 

 

一九六六年以来,在中国大陆,由于文化大革命中党内斗争的公开化,不仅共产党领导人的各种丑恶腐化赤裸裸地暴露在人们面前,他们对广大老百姓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毫无道德约束的行为也清楚地展现出来。人们逐渐地对整个共产党失去了耐心。一九七六年,所谓“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共产党也无法象五十年代以及六十年代中期那样严密地统治大陆了。但是,这却并非他们所愿,而是不得不如此,因为他们既要顾忌到自己内部的不同派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又要注意到人民日益高涨的不满,载舟之水、亦可覆舟。的确,一九七六年以后的中国大陆,应该说在所有共产党国家是政治气候最为宽松的国家。对於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也确实出现了早春天气。然而,由于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局限,中国大陆争取人权的斗争,仍然落后于十年甚至二十年前的东欧,并且正因为如此,到八十年代末期,造成了表面上极其轰轰烈烈八九民运的失败。而东欧自八十年代以来却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民主化,直到八九年底整个东欧取得完全的胜利。

但是,这种结果却没有引起今日海内外大陆民运人士的认真反省,他们仍然沉浸在“运动”之中,并且很多人甚至仍然沾沾自喜于自己的以往。因此,回顾东欧国家争取人权的斗争和知识分子在其中的作用,时至今日仍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将会看到,在八十年代初期东欧已经提供了多少经验可为我们汲取了。我们还会看到,直到今天,在东欧知识分子面前我们仍然是十分幼稚的。

在争取人权的现代化道路上,我们跟着西方的前人走,也跟着东欧的知识分子走。西方已经远远地走在我们前面,东欧也走在了我们前面。我们也许会有捷径和他们会合。然而,只有认准了这个方向,才有可能与他们会合。以往的大陆民运,乃至台湾的民主运动都没有提供给我们一条捷径。走向人权与民主对我们来说是一条开始时非常艰巨的路,因为我们想走这条路,却尚未认清这条路,学会走这条路的方法。

 

一.苏联:知识分子和共产党改革派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知识分子的离心思想运动,在西方新闻媒体中称之为“持不同政见”运动或人权运动,并且把它与美国的民权运动相比。这个人权运动以斯大林死后伊丽亚爱伦堡的小说《解冻》为标志。那是在一九五四年之后,到一九六二年赫鲁晓夫下台,苏联转入所谓“集体领导”时期结束。

斯大林去世,苏联社会出现了解冻,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作了一个非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大大促进了这一运动。为了打击老派的政治势力,巩固自己的地位,对知识分子的离心倾向赫鲁晓夫采取了耸恿放纵的态度。一九五六年后,在苏联曾经出现一段允许持不同政见的时期。此间,大批青年作家涌现,大批非斯大林化的作品问世,这一大批传世的“解冻”文学作品,标志了这一运动中知识分子的成熟程度。这一非斯大林化运动产生了超越党内斗争的重大影响,严重动摇了共产党的威信,削弱了统治苏联四十年之久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这是共产党的权力精英们─党内改革派─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解冻文学所表现出来的不是对共产党内曾经受到压制的某一派别的歌颂与期待,不是歌颂共产党的非斯大林化的修正,而是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背道而驰的一种“个人与个人的反叛”。然而,这一非斯大林化运动当时也远未达到改革社会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和改变整个社会关系的层次。共产党的权力垄断仍是不可侵犯的,所谓“民主化”当时也没有成为议题。

回顾这一段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即使是最激进的共产党改革派也只能在极其有限的程度上接受知识分子的独立性,甚至象赫鲁晓夫那样“开明”的改革派。

在赫鲁晓夫时代的一九六○年前后,苏共的文艺政策表现了强烈的左右摆动。例如,尽管是解冻以后,帕斯捷尔纳克还是由于他的长篇小说《日瓦格医生》一九五七年在意大利出版,而于一九五八年遭到流放。然而,在同一时期内,在一九六○年到一九六二年间青年诗人叶甫图申科却得到提拔与重用,并且一九六二年还出版了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当时,尽管对於某种可以允许的“不同政见”有一定的自由空间,但是,与此同时那种打击、迫害和扼杀不同政见的努力也在不断得到扶植和发展。例如,当时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非官方出版社《Samizdat》和杂志《Sintaktis》(一九五九年)和《Feniks》(一九六一年),在持不同政见运动中作用和影响极大,却遭到警察无所不在的镇压:搜查印刷所,没收印刷机械、印刷品,甚至捕人。那一时期普希金广场的文学朗诵会也经常受到警察的严重搔扰。到一九六二年底赫鲁晓夫感到自己权力已经巩固,对於针对总书记的批评和令人不安的思潮便再也没有耐性了。文艺政策大大收缩,文化政治路线强硬起来。然而,这种对於知识分子的压制却助长了党内的保守势力,而最终导致了赫鲁晓夫自己下台。一九六四年,当赫鲁晓夫发现这一切,准备重新把知识分子放出来对付保守势力时,为时已晚。这一段历史告诉我们:

一.非斯大林化运动虽然尚未涉及更深入的政治改革层次,但是它表达的个人的反叛与对人性的追求却远远地超过了其共产党内部争斗的层次,超出了共产党改革派对知识分子的“期望”,冲破了共产党所能容忍的界限,从而危及了共产党的威望,削弱了专制教条的意识形态。这是共产党当权者或者说改革派不得不接受的事实。

二.这一时期的苏联离心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以强调自主地位和独立地见诸于公众为目标。他们的存在和活动直接指向了现存的政治制度,例如,当时出现于莫斯科与列宁格勒的非官方印刷所和出版物,尽管不断遭到警察的搔扰,但是,作为对官方新闻检查的公开挑战,却一直努力维持下来。

三.赫鲁晓夫在非斯大林化的过程中对知识分子的态度,表明了党内改革派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他们之间的关系只可能是互相利用:只要政权稳固下来,任何共产党派别都要镇压不同的声音;而真正的知识分子也只是利用改革与改革派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壮大民主力量,他们决不会以加强党内改革派为自己的终极目标。

四.持不同政见的长征从一开始就伴随警察、法庭、流放和集中营,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吓倒苏联的知识分子,相反倒是不断增加了他们反抗的深度。

一九六四年赫鲁晓夫下台后,苏联的人权运动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一九六五年九月,安西尼亚夫斯基(A.Sinjawski)和尤丹尼尔(J.Daniel)被捕,罪名是:匿名在西方发表作品。十二月五日,苏联宪法日那一天,一群人在莫斯科普希金广场举行示威,要求公开审判过程。次年二月,他们两人分别被判五年和七年劳动改造,但是,他们在法庭上公开宣称他们是无罪的,与此同时,另有几十名作家公开联名支持他们。这种公开斗争的大无畏精神,表明了持不同政见者在斯大林时代后自我意识的成长。持不同政见从此进入政治领域,他们已经意识到创作自由和政治自由是分不开的。

苏共本想利用这件事以儆效尤,但是结果不仅没有达到目的,反而适得其反。金茨伯格(A.Ginzburg)收集了所有有关资料,通过地下出版社发表了白皮书。一九六八年一月他和J.Galanskow也站到了法庭前。金茨伯格虽然被判处五年劳动改造,但是他的律师却公然在法庭上辩护他无罪。后来,他因此被开除党籍,也被开除出律师协会。审判期间,法庭外始终聚集着他们的同情者,通过外国记者,他们随时了解事件的进程。此后,由P.Litwinow再次整理编辑了白皮书。

一九六八年,持不同政见的运动有了突破性进展。同一年发生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浪潮更加速了它的发展。这一年有更多的新人加入,更多的地下刊物问世。同年八月,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苏联的氢弹之父萨哈洛夫加入了这一运动,人们甚至乐观地认为大规模的民主运动就要到来。但是,随后苏联出兵捷克,扼杀捷克的自由化,深深地震动了他们。严酷的现实使他们认识到必须进行长期的斗争。此后,虽然形势时好时坏,但是国内外的反响以及流放、劳改刑满人员的返回却不断地保持和加强了这一运动,有些组织与活动甚至一直维持到八十年代。一九七八年曾经有过组织自由工会的尝试,七十年代末期开始的非经官方批准的各种青年文艺活动、摇滚音乐会方兴未艾,与此同时,科学工作者、艺术家又组织参加了各种各样的签名活动,形成了日益广泛的人权运动。在这一运动中大量知识分子积极参与组织,例如,签名活动中有百分之四十五是科学工作者,百分之二十七为艺术家,其中许多人原来是在这个制度下享有特权和声誉的。当然也有许多“门外”的知识分子参与。据称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八二年间有万余人卷入了反抗运动。核心当然仍然是少数,例如,《保卫人权运动》,一九六九年只有十五名成员,后来的莫斯科赫尔辛基小组也只有十几名成员。除了上述反对活动外,还有一些人积极从事关于人权、民主、法制的启蒙,认为这是苏联社会、政治改革的前提。他们称这种启蒙为“前政治”的。七十年代末期,政府的迫害日益广泛、强化和系统化,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才有所改观。

在这一时期苏联的所谓持不同政见运动中有不同的四派人:改革派,社会主义派,自由派和基督教民族主义者:

所谓改革派基本上由斯大林统治下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老布尔什维克组成,他们在非斯大林化中,半心半意,绝不愿意彻底否定斯大林,批判自己。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麦德维杰夫。他认为斯大林主义不是马列主义,而是与马列主义不相容的现象,是假社会主义、假共产主义;官僚主义并不是一党专制的不可避免的现象,不是制度问题,也不是纯粹个人问题。他甚至认为,在经济建设初期,官僚主义是必要的,直到一九三四年之后官僚主义才变成一种危险和危害。至于斯大林主义,他认为固然很坏,却不是必然导致死亡的绝症,医治它的办法是重新回到列宁主义。他认为实行专家政治可以解决官僚主义的问题。

事实上,中国的体制改革派知识分子,陈一谘、严家其,戴晴乃至刘宾雁等人,正是类似麦德维杰夫这一类人,体改委和戴晴等人大力鼓吹新权威主义,只不过表现出中国的所谓“知识分子”在理论上比麦德维杰夫还要肤浅,对於这一派人及其理论的认识与讨论应当引起高度注意,它关系到中国民主运动的发展。南斯拉夫的著名持不同政见者德热拉斯说过:“对麦德维杰夫不必客气,他是第一流的‘机会主义者’。”

社会主义派认为苏联实行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希望实行真正的社会主义,而以索尔仁尼琴为代表的基督教民族主义者则希望回到俄罗斯东正教传统。

自由派在持不同政见者中是人数最少的一派,人们亦称他们为民主派。改革派麦德维杰夫常常流露出对这一派的反感,但也不得不承认这一派来势汹涌。一九六九年,苏联曾经出现一份地下出版的,不具名的《苏联民主运动纲领》。这份文件具有相当成熟的西方民主政治思想,以致许多苏联人怀疑它是否出自苏联人之手。纲领要求实行多党制、分权、自由选举、建立立法院和实行民主共和;经济上要求国家、集体、个人三种所有制并行;哪个加盟共和国是否退出苏联应有联合国监督投票决定;外交上与西方和解,东欧各国家问题自决。这时期萨哈洛夫亦曾提出十二条改革纲领。纲领要求经济改革,首先从服务行业和农业开始取消国有制,法律保障新闻自由、罢工权力、公民迁徙、出入境自由,实行多党制,确保对政府政策的监督,确保加盟共和国分离出联邦的权力等。自由派既不同于改革派,也不同于社会主义派,同时他们也不赞成基督教民族主义,担心基督教将取代马列主义的独裁统治。

由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中四派的情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苏联知识分子的思想早在六十年代就远远超过了中国知识分子八十年代的思想及其发展。自由派与改革派间的区别为我们展示很多更深刻的内容。它们告诉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共产党内的改革派及其在知识分子中的代表。当今苏共改革派领带人戈尔巴乔夫,虽然比起前人及其他共产党人有着极好的政治感觉,但是,如果不从根本上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和体制内改革,仍只能是走向死路。明智的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坦率地承认,由于戈尔巴乔夫的阻止,他们过迟地宣布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以致在八九年底的选举中仍然遭到人民的抛弃。这在未来中国也将如此,在民主运动的深入与发展中,体制内改革派必将被淘汰,海外对大陆民运的关心与支持应该有长远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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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
   10/21/09 08:21:49 AM
你回放了历史,不过是否可以阐述一下他的内部的逻辑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