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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维光:从东欧的变化看大陆知识分子(三)(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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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威尔的策略和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的政治哲学

─从东欧的变化看大陆知识分子(三)

─仲维光─

 

 

独立知识分子在西方近代社会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们不仅在文化、科技,而且在政治、经济等领域深刻地影响了近代社会的发展。独立知识分子在最近几十年东欧各国争取人权的运动中,再一次扮演了关键性角色,它使我们看到成熟的近代精神和当代知识分子是如何在一个极权专制社会中进行追求、斗争,乃至走向胜利的。东欧的经验也再次告诉我们,知识分子不仅在他们自己的专业领域,而且也在政治领域中有着重要的影响。他们深刻地,甚至是决定性地干预了政治进程。因此在近代社会中知识分子对政治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应该怎样去参与政治活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然而,对於这一问题,大陆知识分子,甚至包括港台等海外知识分子的一些看法却是值得讨论的。除去那些宫廷化,依附共产党权贵的知识分子不说,对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来说,过问政治似乎只意味着诉诸权力,因此他们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大陆统治者内部的政治权力之争,这种情况甚至影响到了海外。

八九民运的失败,虽然对某些人,如所谓赵紫阳的幕僚严家其和陈一谘等人,已经意味着被逐出了权力场,但是,中国历来就有杀人放火受招安,或利用造反走向更高权力之路。更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倾向在海内外知识分子中,在争取人权的运动中,继而成为一种似是而非的时髦理论,潜移默化地腐蚀了知识分子的精神、损害了人权运动的发展。这种倾向时下最典型的实例之一就是,某些人(如胡平等人)在总结八九民运时的一些“理论”:一方面,他们把自己划在知识分子之外,批评知识分子讲政治只是持不同政见者,和政治家不一样。认为持不同政见者只凭良心讲话,不讲成败,而政治家要讲成败(《九十年代》,1990年第3期,69页;第4期,67页);搞政治就是要寻找同盟者,寻找同路人(西德《莱茵通信》,1990年第1期,17页)。另一方面,他们不止一次地呼吁海外不要用过高的道德标准要求一个民运政治人物(《九十年代》,1990年第4期,81页)。更有甚者很多所谓“民运领袖人物”至今仍然站在党内改革派的立场上,为自己,甚至为邓小平辩护。

但是,争取人权民主的运动却决不是在某种以往的旧框架下的政治运动,这种近代意义的争取人权运动也决不是为某个人、或某个组织谋取权力的运动。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共产党正是以人权、民主的口号作为自己的工具来攫取权力,从而造成当代大陆人民的悲剧。因此,对时下流行的前述那些观点,我们自然会产生很多疑问:

首先,人们会问现在的民主运动和当年共产党的民主运动有什么不同?

其次,人权运动是不是靠一小批政治家或组织的讲究成败的运作带给我们的?近代人权运动有无这种前例?

第三,这种观点和近代西方,和当代东欧哈威尔等知识分子的政治哲学究竟有何不同?知识分子的良心和社会责任感,知识分子的参政在近代社会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样一种观点难道不是削弱了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参政意识?

这些问题使我们感到,研究比较以哈威尔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政治哲学,对我们有着重要的意义,它可以进一步促进知识分子的思想近代化,而知识分子的参政意识的增加,可以大大地壮大海内外民主运动的发展。

 

一.知识分子意味着什么

 

知识分子意味着不听命于任何人,他是独立的、自由的。

知识分子不是市长、职业革命家、法官,也不是专家、雇工,他不臣属于任何政治权力。

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意味着他们既不效忠于国家、上帝或自己的读者,也不效忠于资产阶级或工人阶级。独立思想只忠于自己。独立思想是反叛的,它不接受任何强加于它的所谓对社会的义务。

哈威尔曾指出,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明白地表示拒绝那种一言堂的状况,努力揭穿这种意见一律的假象,反对到处盛行的贪图安逸和玩世不恭。他们公开地、不顾后果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这些人不是在观点上,而是在行为方式、处世态度上区别于他们的同胞。但是,无论左派还是右派的革命家都是政治家,他们追逐的是胜利,因此他们允许自己被剥夺掉那最高的价值,被剥夺掉思想的能力。

 

二.哈威尔的策略与持不同政见者的政治哲学

 

哈威尔和匈牙利作家康拉德等人一致认为,必须使反对派运动免于落入政治游戏的旧框架。真正的社会革命是始于个人层次,通过给尊严、勇气、道义以新的意义而形成社会的变革。

哈威尔在《无权者的权力》一书中指出,“任何一场真正的革命,都提供给社会以道德重建的可能,这种重建意味着人类关系─我称之为人的秩序的彻底的更新,例如:一种对责任感的新的理解,一种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与团体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些绝不是政治秩序的改变可以替代的。”

知识分子的政治是那些并非政治家,也不想要分享权力的人的政治,他们致力的是与现行政治权力相左的独立的制衡力量的实现。他是一种反对的力量,一种并不走向权力,也无意走向权力的力量。然而他确实已经拥有了某种权力,即道义与文化的力量和影响。

知识分子的政治是在与国家权力不同的领域中运作的,它不简单地意味着推翻国家或反对政府,它是另外一回事。知识分子在其各自的社会位置上,不是作为民意代表,而是借重其文化与道德上的号召力,以及这方面的活动施加压力,监督政治权力。这就是他们的社会合法性所在。在行使这种权力当中,人们有丰富的历史传统可以借鉴。

知识分子的政治意味着对政治集团垄断权力的否定。二者的关系我们可以比喻为两座山,谁也不能排斥、消灭、取代对方。即使反对派掌权了,即使这是一个好人的政府,知识分子也仍然要保持他和政府的距离和他的独立性;而且,恰恰在这种情况下,保持与政府的距离与自身独立性,才是更为重要的。

哈威尔和东欧独立知识分子所确立的这种政治思想是非政治的,即他并不问这样或那样作是否合目的,是否有用,政治上是否行得通,而是直接、公开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当社会上的其他人物只是政治家的傀儡之时,这些知识分子就成了政治家们的真正对手,他们要把那些要害政治置于社会监督之下,他们代表的是思想上的权力。

哈威尔和康拉德完全继承发扬了近代西方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和卡尔·波普和恩斯特·卡西尔一样,哈威尔拒绝任何一种政治神话,任何一种诉诸政党、国家、阶级、民族─这样一些超越个人实体的政治神话。

 

三.采取和平、非暴力方法斗争的原因

 

哈威尔等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的政治哲学决定了他们在人权、民主运动中的斗争方式必然是和平的、非暴力的。波兰保卫工人委员会的创始人之一李普斯基在一九八三年自愿返回波兰接受审判时,讲得十分透彻,“保卫工人委员会还表达了一种理念,这个理念的原则之一是:我们决不试图以任何一种暴力方式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有两个目标:民主与独立,─这在今日波兰是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清楚地意识到这是一个长远的目标,我们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实现它,我们也不要自欺欺人,说我们是如此强大,明天清早就可以使波兰民主独立。”

哈威尔等知识分子准备长期斗争,这并非只是一个策略,而是因为他们看到,共产主义文化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这种无权者和有权者的斗争甚至是长期的、永恒的,存在于所有的社会制度中。

一个社会绝对不会因为信奉某一种哲学而变得自觉和健全,而只是依赖于它是否能不为任何学说所欺骗。

知识分子的自主性并不在於他能否在一个单纯的口号下发动一场广泛的反政府的罢工或运动,他们影响政治的最有效的手段是思想方式和基本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使异端思想成为社会中坚。

哈威尔说,社会上一切反对压迫制度的尝试与努力标志着这个政治时代的一个崭新的开端,这种成长中的新的社会结构所指向的基本原则,正是以积极的个人为基础的和谐的社会生活,“事实上,我们可以注意到,这种制度中的一切现实的变化,就其基本形式而言,都是自下而来,是被生活所要求,而不是带领生活;是生活本身要求,并且指向这种改变。”

哈威尔认为,对於共产主义制度的深刻的危机,持不同政见者以一种与此相对立的理想与行动相抗衡。那些独立的,互相合作的,非官方的社团的存在有力地表明,官方的谎言是可以击败的,这种组织结构可以说强烈地表达了“与真理共存”的信念。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致力于壮大这样一种信念。而所有上述一切,只有通过长期的、和平努力与奋斗才能实现。这也是人权运动一般来说必然采取和平、非暴力方法斗争的原因。

 

四.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的责任感

 

“持不同政见者不负责任,不计成败,只需讲出对错,对得起良心,而政治家不能不计成败。”(胡平)这种说法完全是一种有目的的主观臆造。这种说法的前半部分是一种似是而非,未经考证的说法。它的后一半结论是概念偷换,计较成败不等于负责任。事实上,与上述说法恰好相反,计较成败的政治家大部分是不负责任的,而真正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如前所述,由于有长远的理想目标,他们能持之以恒,兢兢业业地向着自己的方向奋斗。他们不会因为形势之起伏,个人之得失,志得意满或垂头丧气。而那些实用主义的“政治家”,在过去十年来,形势好时出尽风头,形势坏时悲悲戚戚,甚至见风转舵,美其名曰: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种计较成败的“政治家”在中国不是太少了,而是太多了。这种“政治家”们的政治绝对不是我们要寻求的政治。

我们需要哈威尔、萨哈洛夫这样的具有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无论在道德上和思想上都有足够的深度,他们身上充满责任感,而决非不负责任。捷克作家昆德拉在评述哈威尔时说:“持不同政见者对他来说并不是一种赞誉的增加,而几乎是一种荒唐的负担,其实他可以干些别的,可以从这种命运中解脱出来,然而不行,一种比他的自我更强有力的力量超越征服了他。这种力量他称之为责任。这就是持不同政见者的伦理。这里包括着某种怀疑主义的认识(当然只有戏剧家和小说家才能达到这一境界):在命运与个性之间没有可能统一,一方面总要被另一方面牺牲,而这种牺牲通常总是充满痛苦的。”

哈威尔自己也说:“如果我想保持我的自我,那么只有通过责任感。不论何时何地,我都要对我的所作所为负责任,首先是对自己负责任。当我不是根据这种责任感行事时,自我就会丧失,就会出现危机。因此负责任与保持自我并不是两个彼此相互独立,而且对立的论题,而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哈威尔宣称,他从来没有谋求过地位,这绝不是一种姿态。对於那些和他同龄、饱受挫折被压弯了腰的一代人,他是一位充满勇气的兄长,对於年轻人,他是父辈。但他从来不只是一个反共战士,象苏联作家索尔仁尼津那样只用痛恨唾弃执政者,而是时刻准备和政府对话,因为,如果政府接受对话,人们可以利用对话推进自己的理念,如果政府拒绝或错过了对话,人们就可以说,政府错过了这一切,必须退位。

在和政府的对话中,以哈威尔等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为首的捷克《公民论坛》又充分表现出近代知识分子那种谦虚、求实的科学精神,宽容克制的开阔胸怀。这方面的实例之一就是在八九年底的捷克事件中,《公民论坛》制定了严格的对话守则,并把这一守则广泛张贴,使人人皆知,从而可以互相监督。

《公民论坛》的对话守则如下:

1.对话目的是为寻求真理,而不是为了竞争;

2.不要作人身攻击;

3.保持主题;

4.辩论时要用证据;

5.不要坚持错误不改;

6.要分清对话与只许自己讲话的区别:

7.对话要有纪录;

8.尽量理解对方。

事实上,在大陆八九民运中,学生之克制而富有理性的行为也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我们的确可以说,只有哈威尔这样的真正的持不同政见者才是负责任、讲策略、有良知,因为他们不是为了个人或组织的权力或利益而战的。

 

五.令人忧虑的职业“政治家”

 

哈威尔从来不是共产党内的改革派,而一直是反对者;他从来不是共产主义者,从来没有党内改革派知识分子那种令人厌恶的忠于党的作风。他从来不是一个政治家,而是一个文学家。在共产党的暴政下,虽然他一直遭受迫害,前后共住过六年监狱,作品被禁止发表上演,但是,他从没有屈服。布拉格学生罢课委员会总部的一个成员说:“如果问什么是毫无畏惧,这个人为我们作了榜样。”

但是,在共产党统治下的绝大多数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为,和哈威尔等东欧的独立知识分子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种不同绝不能用客观环境不同来为自己开脱,相反只能归结于思想深度和道德品质。这种情况甚至在八九民运失败之后仍然没有得到深刻的反省。

在海外进行的争取人权民主的运动中,在大陆知识分子中又产生了许多特殊的现象,令人感到忧虑与深思。很多人虽然流亡到海外,但是仍然不能深入西方社会,认真学习、了解西方社会和近代思想,进行反省,他们仍然保持着已经被异化的那套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他们只有到海外华人社会中寻求生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海外华人社会的文化、思想至今有着很强的保守性、封闭性,但这却形成了这些所谓大陆“知识精英”继续故步自封、夜郎自大的空间,并进而产生了一大批海外“职业革命家”、“政治家”。

上述现象的表现之一就是在华人报刊中关于如何看待所谓党内改革派的争论,很多人仍然坚持为共产党内这一派别辩护。而那些被媒体奉为“独立”知识分子的人,如刘宾雁和严家其,身上仍然充满共产党意识形态气味,仍然在媒体上对过去他们在共产党内的所作所为津津乐道。但是如果我们进行的是人权运动,而不只是为某个人或组织谋取权力,那么,上述问题几乎根本不会存在,因为共产党内的改革派根本不是人权主义者,根本不能代表近代精神。也许他们的确可以作为被团结的对象,但是永远不应该成为主流,如果共产党改革派在人权运动中成了主流,甚至主导力量,那么人权运动的性质就变了。

上述现象的另一个表现是,海外大部分民运组织在这批“职业革命家”、“政治家”的参与下完全落入旧的政治游戏框架。一方面以胜负、权力等功利为目标的组织只能依靠政治事件来刺激、保持自己,由于没有远见与理想,没有重大政治事件发生,这些组织在一天天消亡下去。另一方面“职业政治家”们的争权夺利,尔虞我诈也将越演越烈,甚至最后走向被招安之路。

“职业政治家”永远是令人忧虑的,因为他们除了保卫自己的利益外别无所求。当民主事业变成谋取个人地位的职业之时,可悲的事情就必然发生。因此,真正的知识分子,具有理想主义、近代精神的独立知识分子,必须在争取人权民主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同时也是我们的社会是否进入近代社会的一个标志。在近代史上,人权从来不是靠一小批政治家或组织讲究成败的运作带给我们的。

 

哈威尔的策略和政治哲学不是虚幻的政治理想,不是知识分子的梦话,它已在捷克、波兰、匈牙利变成了现实。哈威尔理想的胜利是近代人文主义精神的胜利。今天,那些认识不到哈威尔思想的重要性的人,以后必将后悔不已;那拒绝哈威尔思想的人,必将被历史抛弃;那相信哈威尔的政治哲学的人,将会继续反省自己,因为除去同独裁者的斗争外,正如哈威尔在九○年元旦文告中所说:

“最糟糕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道德败坏的环境里。我们患了严重的道德败坏症,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心口不一。我们也学会了对什么事情都不相信,对什么人都不关心,只知道自己。爱情、友谊、关怀、谦虚和原宥这些观念早已失去了它们的深度与广度。对许多人来说,他们不过是一种心理上的特异性质,象是过了时的风尚,在这电脑与太空火箭的时代,简直显得可笑。只有极少数的人敢说,当权者不得滥用权力;或者说,特别农场出产的有限的保健食品首先应该供给学校、学生宿舍和医院。

……

当我们提到道德败坏的环境时。我并不是只指那些吃健康食品,从不往窗外望的特权人物,我指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早已习惯于极权统治制度,接受它作为一个无法改变的现实,并允许这事实一直运作下去,我们不只是它的受害者,我们也是它的创造者。

如果我们把过去四十年来的悲伤情况看成是某位远亲送给我们的一件东西,那是非常不明智的。我们必须要求自己对这个情况负责。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做,我们才能明白,我们是可以改变这个情况的。我们不能把过错全部推到以前统治过我们的人身上。不仅因为这是不正确的,而且这么做会使我们低估自己应负的责任,以致我们不能主动地做出任何自由的、合理的和迅速的抉择。

……

……在历史的新道路上,我们能否把作为公民的、国家的、政治的自信心重新唤醒,就全靠我们自己了。”

 

一九九○年七月,西德,累根斯堡

 

(本文发表于《中国论坛》,台北,第361期,199010月)

 

参考资料:

 

1.G.Konrad:《Antipolitics》(《反政治》),London,1984.

2.V.Havel:《ThePowerofthePowerless》(《无权者的权力》),London,1985.

3.InderWahrheitzulebenGesprhmitVlavHavel”,“KennenSieHavelsStke?”,vonM.KunderainSdeutscheZeitung》,1989.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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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
   10/21/09 07:54:51 AM
GOOD,这样好的文章居然人迹罕至,可惜,你的这几篇文章可以做全部文章点睛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