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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维光:民族、民族主义和中国问题(上)(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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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民族主义和中国问题

 

─仲维光─

 

 

 

民族主义问题不是一个可以很容易地反对或为之辩护的问题。民族主义问题中混杂有很多其它因素,因此自二十世纪以来,各类政治、社会人物和团体越来越多地利用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达到自己的目的。

为了更准确地把握和理解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所呈现的各类现象,本文从围绕民族及民族主义的各种概念和与之相联系的现象的讨论出发,然后对中国当前的一些现象,提出一些问题,及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作者在本文中的主要目的是力图能提出一些问题,以供讨论和继续研究。

民族(Nation)、和民族主义(Nationalism)概念是一个外来的概念。很多有关民族和国家问题的国际法以及当代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都是建立在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和解释基础上的,因此讨论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时,首要了解的是这两个概念的来源,在西文中它指的是什么,切忌中文的望文生义。

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至今对这两个概念的准确涵义仍然争论不休。为了较为全面地把握这两个概念,及当前中国问题出现的现象,本文从三个方面讨论了围绕这两个概念的几个问题。由于作者不是研究民族问题的专业人员,因此,作者只是在有限的时间中查阅了一些基本的文献,并且根据这些文献做出概括介绍和提出问题。作者深知这样作可能会挂一漏万,在真正的研究工作中是很危险的,然而,如果能由此推动人们进一步研究和讨论,作者愿意冒此之险。

 

一.王国维、陈寅恪和吴宓的民族文化情结

─文化民族和政治(国家)民族

 

1〕独特的民族文化影响

 

一九二九年,王国维先生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关于王国维的死因,社会上有很多猜测。然而,了解王国维的陈寅恪却力排众议,认为王先生身上凝聚了中国的文化精神,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其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迨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又说,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深惜者也。(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转引自注解6

惺惺惜腥惺,同样是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的陈寅恪先生的人生之旅展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道路。

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在大陆掌握了政权。正在武汉大学任教、对共产党有深刻认识的陈寅恪先生的至交历史学家吴宓先生准备到四川峨嵋山出家为僧。吴宓以对陈寅恪的了解,不相信对共产党同样有清醒认识的陈寅恪先生会远走异土。果然,陈寅恪先生在能够随时离开大陆的情况下选择了留在广州岭南大学,身陷中国文化崩溃中的囹圄之中。其后,陈寅恪先生在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文化大革命中,默然走向死亡。

所谓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就是文化、国家、民族和人格凝聚一身,生死与共。陈寅恪在《挽王静安先生》诗中有文化神州丧一身也是这个意思。很多在共产党掌权后留在大陆或回到大陆的知识分子或多或少地都有陈寅恪先生这种民族文化的传统精神,这是和西方知识分子很不同的一点。所以,认为陈寅恪在共产党取得统治地位没有出走,简单地以失策或不智来解释的人,未免过于轻薄地理解了这一切之中的深刻内容。

王国维和陈寅恪的案例使我们看到研究民族、民族主义问题,尤其是研究中国的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必须和文化问题和政治问题相联系。王国维和陈寅恪的案例也可以使我们对比分析现今大陆知识分子的所谓民族情绪究竟是什么。

 

2〕政治民族和文化民族

 

尽管欧洲和西方没有中国那样悠久的文化和历史传统,但是,在民族问题研究者那里,研究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政治(国家)民族(Politiksnation)和文化民族(Kuturnation)的区别依然是最著名,并且永远是最容易想到的和民族现象相联系的出发点之一。研究者指出,这一对概念在英语和法语中没有相对应的词。德国的历史学家FriedrichMeinecke在关于民族主义的研究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他来说,出发点是作为民族的已经确立、我们称之为相同或共同特征的因素。政治(国家)民族,它的定向是个体和集体的自决,由此,出于个体的自由意志和主观信仰而形成民族。一个民族的存在与否最终要依赖个体的意志。一个有确定的,历史产生的领土的民众可以理解为民族,国籍可以和民族等同。(Nation

与此相对的是文化民族,它建立在所谓客观的预先给定的规范基础上,如共同的群体起源和语言,封闭的定居区域,宗教,习俗及历史,而不一定具有自己的国家或另一种政治媒体来协调共同的感觉。一种统一意识共同归属感情独立于国家而发展。这种前政治的文化民族笼罩在分离构成的国家的上空,如十九世纪的德国和意大利,17721918年间的波兰。他们给个体只有很少的空间来自己决定他们的民族归属。因此,在十九世纪的民族统一运动中,民族是作为一个前政治国家出现的,他们不是通过历史就是通过文化或社会社团出现的。在文化民族政治化和计划化中,他们试图成为政治(国家)民族。

政治民族不仅在法国和英国,而且在传统的多重民族移民国美国有它具体的历史参考点。在这三个国家中,政治(国家)民族是作为具有法律平等的政治意识的社团产生的。在国家内部的形成过程中,它独立于社会和经济地位,人种起源和宗教信仰。法国是一个意志的创造,对1789思想和伟大的祖国的信仰在理论上把国家作为一个共同的政治意志体和成熟的保证。政治自由和民族性得到时代乐观主义的鼓舞,并同时受到它所具有的那种固有的综合精神的影响。民族和政治国家联系在了一起。统一的语言、法律和管理体制,中央政府和共同的政治理想形成紧密的纽带。这样形成的国家权力的基础是民众的自主。

而与之不同,在中欧,意大利和有限制的在东欧标志民族(国家,Nation)产生的却是强调群体起源和语言的文化民族的原则。

按照政治(国家)民族和文化民族概念,在对民族主义的研究文献中还有一对有影响的概念,西欧和中欧也包括东欧的民族概念,或说主观和客观的民族概念。这一对概念和政治、文化民族概念一样同样是建立在同样的不同特征上。例如对瑞士的各民族的研究,部分民族在客观存在的语言、文化和历史上是属于法国的,但是,在逐渐发展过程中,政治上的主观选择─自决又决定了他们的最后归属。意大利和德国则是在客观的语言、文化和历史的影响下在十九世纪和主观的意志一致形成自己的国家。然而,无须争论的是在十九世纪欧洲,尤其是在二十世纪的两次大战间,民族间的争论无例外地都是语言、文化所确定的种族间的问题。

 

3〕在中国问题上必须慎重使用西方的文化和政治民族概念

 

关于政治和文化民族问题的研究使我看到,几乎所有关于民族问题的研究都是取自于欧洲和美洲的情况。研究者都承认,欧洲的文化民族和政治民族问题都是这一二百年的事情,我们下文将要谈到的关于民族定义的研究也说明这一点,欧洲的民族是出现在十八世纪以后的现象。而中国却完全与之不同。中国既不和西欧一样是靠民族自决形成的国家,也不是如东欧那样由一种文化民族导向政治国家的建立。中国的文化民族和政治民族发展、变迁、交相作用历史有着至少两千年以上。这中间有种族迁徙、融合,有文化的同化和异化。笔者不是研究中国文化、历史问题的专家,在粗浅地接触到民族问题的过程中,笔者首先就感到这种深刻的不同。如果不进行这种具体的细致的研究和分析,贸然套用西方的概念,认同西方的法理,则可能产生很多难以解释和解决的问题。

顺便说,在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中,也使笔者看到,关于极权社会和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不只是以前笔者所从事的从欧洲和世界来看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问题,而且从中国的民族文化传统来看中国知识分子也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益的教训。以陈寅恪为代表的民族知识分子群体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并能使我们更好地定位现今那些所谓宣扬民族文化传统的知识分子。

 

二.关于余英时先生的问题:

中国究竟有什么内容谁也说不清楚

─民族、民族意识和民族形成

 

1〕问题:中国究竟有什么内容谁也说不清楚。

 

台湾大选后,普林斯顿大学余英时教授同时在《中国时报》和《民主中国》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飞弹下的选举─民主与民族主义之间。在这篇文章中,余英时先生最后提到,中国这两个字究竟有什么样的内容,恐怕今天谁也说不清楚。它是地理名词呢?政治名词呢?文化名词呢?我敢断言,无论是从地理、政治、文化、或种族的观点去试图对中国这一概念加以清楚的解说,马上变会引出无穷的争辩。”“总结地说,现代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愿意独立自主,这是可以确定的。因此在个人的层面上,中国人对于民主的认同至少已取得最低限度的共识。在集体的层面上,中国人的民族认同依然处于分歧和模糊的状态,但民族的情绪却在中共刻意煽动之下不断上升。依照孙中山的最初构想,民主和民族主义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然而今天竟出现了裂痕,这是当前最值得冷静思考的大问题。

余英时先生的文章引起了部分大陆知识分子的愤怒。但是,反驳尽管声色俱厉,实际上却是无力的。因为事实上,不仅余英时先生说的中国这个概念是不清楚的,就连民族(Nation)这个概念在专门研究民族问题的学者那里也都承认是讲不清楚的。

 

2民族究竟是什么也是讲不清楚的

 

Alter说,到现在为止所有关于民族主义所说的都是由一个抽象的概念─民族所支持的。民族是什么?民族意味着是什么?它和民众有什么区别?然而,对于民族的形形色色的定义并不少于对民族主义的定义。它也不可能具有一个共同要遵守的定义。对此最简单的回答的,民族是一个在政治上动员起来的民众。(注解4

在中世纪,民族一词的用法不是如此,它用于表示一个小的、地区的,管理或者有确定任务的临时组成的区间大协作组合,用于标识同乡会或一个在内部有很难看清小组的群体。例如十五、十六世纪的大学学生就是按照nation来区别。

我们在政治民族和文化民族的叙述中也可以使我们看到,自十八世纪以来很难做出一个一般的科学的关于民族的定义。德国的Brockhaus百科全书认为,在历史和社会科学文献中能找到的民族(Nation)最简明的概念是出自K.W.Deutsch,他从五十年代以来一直从事这方面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K.W.Deutsch从社会交往出发定义了这个关键性的概念,他认为,民众是个体的聚集,它能迅速有效地超越距离与不同题目和内容使他们进行交往。这种交往的可能性的前提通常是共同的语言、文化和宗教。交往共同体本质上依赖于共同的文化。如果这样定义的民众还拥有自己的国家机器,自主的政治权力,那么就能如Deutsch所说可以称其为是Nation,一个Nation对他来说就是拥有国家的民众或族群。

这是一个严格限制的概念。一个国家(Staat)经常是一个民族努力的结果。按照这种说法,一些民众在前国家阶段的存在就不能称为民族。大部分欧洲国家的形成都是在十八、十九世纪后。按照他的观点,有多少国家(Staat)就有多少民族(Nation)。但是,这自然与下面的说法不符。美国总统伍德罗夫·威尔逊有一段时期曾经想做严格的自决权的辩护者,即要或多或少地保证每个民族都有构成自己国家的权力。简言之,就是一个民族可以完全没有自己的政治国家存在,一个存在的国家也可以不是一个统一民族。这样拥有还是没有国家对民族来说就只有隶属而不是决定性作用了。对作为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来说也是如此。

对马克斯·韦柏来说,民族概念首先是,要求某一人群必须针对其它的人群具有特殊的团结一致的感觉。这乍看起来是十分粗糙的论述,这一论述也可使用于宗教社团、工会和党团。但是韦柏的概念的关键词是定语特殊的。它将在本质上把民族主义同样导向归于构成民族的功能,语言、文化、历史意识、风俗、交往、宗教、政治目的及其它。对不同民族而言,寻找民族认同,和外界划清界限的介质将是不相同的。例如对塞尔维亚人和希腊人直到十九世纪正统的基督教问题是他们针对信仰穆斯林的土耳其人的第一位的问题,尽管他们在一起共生了一个世纪之久。

斯大林认为民族能够借助所谓客观的科学标准准确定义。在他的后来广为流传的著作《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这本书他显然是按照列宁的指示在1913年初写做的,他把民族作为一个历史产生的稳定的人的共同体。它有四个特征,有共同的语言,领土,经济生活,和在共同的文化中存在的明显的心理特性。对于最后一个特点,斯大林说,民族不仅由他们互相生活条件的不同来区别,而且也通过他们的精神特征。这尤其在民族文化中表现出来。心理特性是一种模糊的表述,,其他的作者则用民族特性来表述。这种特性在多代相承中形成。这四个特征是相联系的,缺其一就不能成为民族。斯大林就以此否定波罗的海的德国人和拉脱维亚人是一个民族,尽管他们在十九世纪就有自己的领土和经济生活。由于他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1919年斯大林迅速地上升到权力中心。

一般把民族的判据理解为,一个社会群体,它根据多重的历史成长的关系,如语言、文化、宗教或政治性的共同归属和特别被意识到的利益。他们要求政治自决或这种要求已经得到实现。对于民族想要形成或已经存在或要求政治自决,具有决定性的是一个社会群体的意识。对于其它的团结一致的社团,如社会阶级、宗教团体或家庭这种意识具有更高的等级和更一般的意义。

如果这种朝向统一的努力是这个民族概念本质的因素,那么它所揭示的虽然不一定肯定是相辅相成,但是它至少存在一个紧密的关系。在英语和法语中,这一点是十分明确的。民族(Nation)和国家(Staat)都是nation。它们都和今天的民权联系在一起。1920年所建立的国际联盟和1945年建立的它的后继联合国实际上是政治国家组织(Staat),而不是德语中的民族(Nationen)和民众(Voelkern)组织。nationalisation在英语和法语中意味着国有化。

民族和少数民族(Nationalitaet,少数民族、国籍)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按照此处提到的关于民族的定义,少数民族是社会群体中居于少数的人种。他们只是努力使自己作为独立的群体受到尊重,至多是在一个更大的国家联系中争取文化和政治的自治,但是他们不是争取政治统治权和自己独立的国家。

然而,除了民族和国家这一概念的交织外,这种简单表述在准确的审视时还会面临更多的问题。它会逐渐失去它所确立的概念的轮廓,使我们不得不面临其它相互联系的概念交织,除了上述的政治民族和文化民族外,还有族群和社会,祖国和故乡,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等。

在关于民族的概念和内容的研究上对此一致的是,在现代词义上多民族与单一民族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形成和工业革命及伴随它的社会、政治、民族经济成果有关。

主要给民族概念带来混乱的是它在某种程度上的本体化,和给它一种以上帝为名义的使命,以及在表面上不可偏离的客观特征庇护下所进行的政治宣传。

 

3〕民族意识问题

 

如前所述,和民族概念伴随而来的是民族意识和民族形成问题。

对于文化民族和政治(国家)民族具有决定性的是民族意识。民族意识是一种归属感。这种属于一个政治和社会团体的意识构成或将构成一个政治组织的国家。民族意识原则上独立于民族国家。一个没有民族意识的民族运动将会萎缩。通过教育民族意识可以获得最广泛的意义。它自己也能象价值一样在对象和标志上转变。在民族意识的发展中,社会的各个群体强调其共同性,如语言、文化、宗教、政治理念和历史,他们可能也涉及到一个已经存在的国家,或一个曾经在历史上有过扩张其居住地的国家。此外,一个社会群体的归属也类似于民族的认同,确切说,即通过与他相邻划定界限或比较被动地定义民族的意识。在面对具有不同语言、宗教、习俗和政治制度的外族时,本民族的紧密关系,所意识到的共同性将使他们比和外族更容易交往。

民众的民族意识至少暂时的目标是民族国家,以此来对抗所谓敌对者,其它的民族,已存在的多民族的国家。十九世纪德国和意大利提供了这方面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4〕民族形成问题

 

民族形成是一个很难把握的过程。它是由少数人承担,以社会群体的共同性为目标,一个极其旷日持久的社会和政治的整合过程。克服内部的异质因素的统一的政治意识的发展也不是直线的,而是伴随着徘徊和倒退。民族形成过程的目标是使社会、区域甚或政治行政上分离的东西整合和同质。这种隐藏在民族形成的背后的冲动是多种多样的并且依赖于历史和政治的很多因素。它对时下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其政治运动具有不可或缺的影响。它把一个民族的价值和政治任务和一个确定的民族群体联系起来,并使这种特点成为民族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民族形成民族主义是形成意志的恰当形式的一种方法,并因此而紧密地互相联系在一起。但是,这两个概念的确标志着不同的内容,因此,把民族形成和作为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的民族主义互相分开是恰当的。

民族意识的促进者和民族的创造者也可以把统一和有效的国家作为中心。民族形成限制在国家认同的范围内。例如英国、法国、葡萄牙和瑞典等国的情况。民族形成和政治国家的形成是亦步亦趋地进行的。例如法国的Nation把不同起源、文化和语言的民众结合在了一起。Nation或多或少是按照政治(国家)民族原则从上面形成的。这使民族意识导向一个预先给定的界限。

在十九世纪欧洲和二十世纪早期经常有这样的例子,民族形成在前民族国家的空间中发挥作用。他们越过已经存在的国家界限,使他们过时,并导致形成新的国家和新的边界。民族形成基本上是语言和文化的共同体。他们努力的目标是把国家变成统一的文化民族。换言之,政治和语言文化的一致性。

民族运动的产生标志着一部分民众民族化的不断进步状态,向政治效能的过渡。民族或民众的一部分试图把自己理解为民族,并形成自己的国家。希腊、意大利、德国以及波兰爱尔兰都是这方面的例子。但是在这些案例中他们自己也不清楚的是,从民族形成到民族国家的成立究竟进步了多少。1861年意大利已经成功地建立了民族国家后的总理,Massimod''Azeglio看到意大利南部和北部的对立后说,我们已经建立了意大利,现在我们必须创造意大利人。正如他强烈底意识到的,民族国家并不给民族以保证。但是,尽管如此,民族形成和民族意识是朝向民族国家努力的有组织的民族运动的前提。

 

三.汉学家们的悲观与乐观

─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极权主义问题

 

1〕从汉学家们的悲观和乐观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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