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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维光:达赖喇嘛及当代中国思想问题述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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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当代中国的智者、圣者

─达赖喇嘛及当代中国思想问题述评

 

─仲维光─

 

 

一.序:逐渐进入中国知识和精神生活的达赖喇嘛

 

 

       在不多的中文文献中,一位有幸见过达赖喇嘛的人这样写道,见到他的第一眼,不免失望─太平常了,这是一张随处可见的面孔,没有我所想象的那种飘逸、幽深、静谧。彼此也因此没有距离。也因此,亲切迅速代替了失望。

这确实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当一个世俗的精神,想要在人世间出人头地的时候,他会很有城府地表现自己。当一个属于天上的精神,接触到大地,他会如鱼得水,让你深深地感到他是我们当中的一员。一个天上的精神,他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的朴实,在于他的平常,在于深邃的、不肯飘逸的思想和灼热充满力量的心志。

在千锤百炼的中国智慧中,大智若愚,不是说而轻就的。

一九八九年,中国发生了人类史上最大的悲剧,天安门大屠杀。共产党用坦克、枪炮在全世界民众的眼底下肆无忌惮地屠杀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市民,这引起了各国人民的震惊。这一年,世界真正开始更多地注视中国的的问题,关心那一地区的事情。这一年秋天,诺贝尔和平奖授给了流亡整整三十年,为自己民族奋斗了半生的达赖喇嘛。

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从那时开始,才真正关注达赖喇嘛。在那之前,我只是把达赖喇嘛看作一个政治性的人物,一位藏人中的宗教领袖。但是,自从那年秋天,我更多的关注达赖喇嘛的精神、智慧、人格和思想。事实上,到那时为止,或者说,到今天也还是如此:虽然绝大多数汉人知识分子认同大中国,但是,对他们认为也属于中国的达赖喇嘛,却是同我一样,非常陌生。从八九年起,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注意到达赖喇嘛。上述那段描述就是在那之后出现的。

然而,这段描述使我看到的却是,达赖喇嘛人格的力量,他是那种能迅速地超越一切尘世间各种障碍的人,是能为各种层次的人所接受的人,他是一个看穿尘世间各种虚假荣誉名望的人,一个不为世俗枷锁束缚的人。也许这就是中国这两代人所缺乏的。累世析出的竟是,小智小慧,中庸苟且,攀名附势,鄙视平常,见小利而恃勇,逢大事而畏缩。

自从八九年秋天以后,我更惊奇的发现,这来自偏僻高原的佛教之神,竟然是和曼德拉、哈威尔一样的智者,是和华盛顿、爱因斯坦、马丁·路德·金一样的圣者。孟子说,我善养浩然之气,是以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小大。司马迁,行天下,周览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在我看到的每一篇达赖的讲话中,都洋溢着这博大的气息。

九八年初,友人达瓦才仁给我寄来达赖喇嘛的自传和他在北美的演讲文集《慈悲与智见》,及至九九年一月六日,我终于有幸到印度达兰萨拉亲自拜见了达赖喇嘛。十年来,我从对达赖喇嘛无知、甚至偏见、到对他有了一些浅显的了解,使我越发感到,达赖喇嘛对中国,尤其对那些认同西藏是中国的人,对自认为是在追求知识和人生,追求人权和民主的知识分子来说,无论从思想、还是从道德来说,都值得进一步学习借鉴、反省思索。达赖喇嘛的人格和思想是我们的一个楷模。

 

 

二.达赖喇嘛是一位知识分子

 

 

一个人降临到人间,他无法选择他将要来到的种族、家庭和环境,其后,他的职业和社会地位同样充满了很多的偶然性,他无法选择和超越世俗给他编织的位置。然而,一些人却能在精神上超越这些世俗的界限,从各个方面追求到更高的相通的东西。科学史家萨顿曾经在《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中说,人类的追求好象是攀登金字塔,在金字塔的下边,各居一侧的科学、哲学、宗教、艺术看来相距很远,互不相通,但是,越往高处攀登,则相距越近,在追求的最高峰,则是三位一体。(参看,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北京华夏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达赖喇嘛自童年开始,由于佛教的轮回说和藏人的传统,就从拉木登珠变成达赖喇嘛。他虽然无法选择他的社会位置,但是,性格和智慧却使他在作为达赖喇嘛的存在的时候,染上了他独特的色彩。

他在他的自传前言中开宗明义地说,在下仅是一介凡夫,一个不经意间走上僧途的藏人。(注解一,《达赖喇嘛自传─流亡中的自在》,康鼎译,台北联经,一九九○年)

拉木登珠本来应该是个知识分子。

正如他在他的自传中所谈到的,和他一生所显现的,他从幼年开始就好奇、怀疑、求知欲旺盛,充满批评精神。他所面对的是知识和人生,而不是尘世的各种具体的纷争,不是物质和利益。

他的求知表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在幼年时对一切外界事物的好奇,到成年后的学习和探索,乃至一般生活中。他甚至把这种求知和批评精神运用到宗教生活,他说,

你们应该按照实际的操作,按照你们自己的经验来跟随我的教诲。只有在你们真正信服了它的真实性之后,你们才可以接受它。”“如果我们证实了科学所提出来的证据和经文上所说的相互冲突,这段经文就必须要舍弃。

信奉轮回的佛教徒往往很易感到自足,而轮回是达赖喇嘛存在的基础,但是,达赖却从没有自满自足,他甚至对信徒们说,如果科学家能够在他们的实验中证明转世的不可能性,我们也应该放弃轮回这个观念。(注解四,《西藏生与死》,台北,时报文化,第90页)

他利用各种机会学习,他说,在旅行途中,我曾经注意到年青的朋友对我所说的内容极感兴趣。我猜想这种狂热可能是因为我坚持完全不拘礼节地与他们见面所至。就我这方面来说,我非常重视与年青听众之间的交流。他们询问我所有的事情,从佛教的空性哲学、我对宇宙、现代物理的看法到性和道德。我最欣赏的问题就是那些出乎我意料以及复杂的问题。他们的问题对我极有助益,因为这样一来就强迫我去研究那些不会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这变得有点象辩论。

我看到的另一种现象是:许多和我谈话的人,尤其是在西方,都具有高度怀疑的性情。我以为这可能是相当正面的,不过有一条但书,这种怀疑要用来当作进一步研究的基础才行。(注解一,第234页、第235页)

他特别强调,西方社会吸引他注意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它的创造力以及对知识的渴求。(第233页)

他虽然是藏传佛教的一个最高的,但是,他首先却不是一个布道者,而是一个追求者、思索者,一个和你平等地面对世界和人生的讨论者。作为达赖喇嘛,他不可回避的是他必须要布道,然而,他的布道常常让你感到是在和你推心置腹地促膝谈心。很多时候,从表面看来,太平易了,但是,一经思索你就会发现平易中的不平易。

在尘世中,人们对生活和生命的追求肯定是通过不同途径、不同形式。就知识分子而言,他们追求的道路和方法也是不同的,艺术、科学、哲学、宗教……,而达赖选择的是宗教,宗教选择了达赖。这也许是不由他自己能够决定的选择,然而,却天缘巧合地符合了他的天性。这可能又是人生神秘的一个佐证,或至少是否真的存在的疑问。但是,确实命运选择了他,他选择了命运。

在下文中,通过达赖对宗教、哲学、政治、社会、以及文化等各种问题的探索和解答,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地看到达赖的知识分子特色。

 

 

三.达赖喇嘛的哲学与宗教追求及对我们的启示

 

 

宗教再次进入中国大陆知识界的主要现象一是八十年代末期以来,要解救中国社会的知识分子从宣扬全盘西化到转向全盘基督教化。它的两种现象一是臆造出文化基督徒的概念,二是从共产党的理论工作者一夜之间皈依基督教的、马克思主义式的基督教徒的党同伐异,但是二者的同一处是,继续过去半个多世纪的对中国文化的鞭鞑、践踏。

宗教活动在大陆以外的地区的表现则是其世俗化,求神问签风行,政教,商教,交往融融,高僧为政商人士指证进退,政商人士则为佛教开放各种政经门路。

那么,作为当前世界上几乎是最高地位的佛教领袖达赖喇嘛是怎样看待宗教的呢?他是如何处理宗教和现实的关系的呢?

宗教对于达赖喇嘛来说是人生的追求,是对生命追求的结果,而不只是一个只要人们崇拜遵循的经典和教条。在这种意义上,对达赖喇嘛来说宗教实际上具有很大的哲学意味。

事实上,佛教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哲学性。一九七三年,笔者访问五台山时,一位在那里修持的比丘尼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她在谈到佛教时的第一句话就是,佛教不是偶像崇拜,它是一种哲学。

佛教是一种探讨人生的哲学,这一切在达赖喇嘛那里再次得到高度的体现。正是这一点使得达赖喇嘛在看待各种宗教时不是只从佛教的观点,党同伐异,而是超越了佛教。达赖喇嘛对宗教的看法最值得我们思索借鉴的有以下几点。

 

1.一切宗教皆教人向善:

达赖喇嘛在谈到会见教宗保罗六世时说,我和教宗保罗六世会谈的时间非常短,但是我利用这个机会对他表达了我的信念─宗教对所有人类的重要性,不管这个宗教有什么特别的信条。(注解一,第230页)

他在谈到他的一位基督教朋友,墨顿神父时说,墨顿神父教他了解,所有教人相爱与慈悲的主要宗教,都能产生善良的人。(第222页)

虽然我发现佛教信仰有助于产生慈悲,但我相信任何人都能发展出这种情操,不一定要靠宗教。我更相信,所有的宗教追求的都是相同的目标:为善与带给全人类幸福。虽然手段不尽相同,目标却是一般无二。(第321页)

在最近出版的《四圣谛─佛教的基本》一书的前言中,他再次强调,一般而言,我相信所有世界的主要宗教都有助益于人性和培养好人的潜在能力。(注解二,财团法人台北市慧炬出版社,1998年)

有时有人问我,佛教这个来自东方的古老宗教,是否适合西方人。我的答复是,一切宗教的精意无不针对人类的根本问题。只要人类,不管是西方人还是东方人,不管是白种人、黑种人、黄种人还是红种人,只要人类有生、老、病、死之苦,就都一样。只要有这些基本的人类之苦在,就没有佛教适不适合西方人的问题,因为佛教的精义所讨论的即是此苦。(注解三,《慈悲与智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北美行开示录》,一九九○年,台北,第81页)

他认为,服务人类是宗教的明确责任,但是不能忽略现实。宗教人士只念念祈祷是不够的。相反地,他们实际上不得不贡献他们的一切所能来解决世界问题。(注解一,第238页)

 

2.应该促进不同宗教之间的和谐和了解:

达赖说,当他受邀为人讲演时,他的理路有三重,第一,作为一个人,我向人们谈到我所谓的宇宙责任universalresponsibility,笔者认为应译为普遍责任)─我的意思是我们每一个人对彼此、对一切有情众生,同时也对大自然负有一种责任。

第二,作为一名佛教僧侣,我试着去促进不同宗教之间达成更好的和谐和了解。诚如某些还是根本的差异,但是他们的目的都在帮助人们找到快乐。这并不表示我倡导任何形式的世界宗教或无上宗教。相反地,我把宗教看成是药。对病人不同的病情,医生会开出不同的药方。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生同一种心,所以需要不同种类的心药。(注解一,第234页)

达赖喇嘛在和基督教徒的接触中发现基督教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他对基督教徒的虔诚表示羡慕,他说,相对的,我们西藏人既使在流亡之中,也维持相当大的僧侣人口─占流亡人口的百分之四到五─但虔诚的程度却不见得都那么高。对于基督教各教派的慈善机构,他说,我们在这方面有很多该向基督教的弟兄姊妹学习之处:如果佛教徒也能对社会作类似的贡献,一定很有用。我觉得佛教僧侣往往只是嘴里大谈慈悲,做得却很少。我曾经数度与西藏人及其他佛教徒谈及此事,积极鼓励建立类似的机构。”“但是我同样觉得,我们也有值得基督徒学习之处。比方说,我们沉思打坐与把思考集中于一点的技巧,或许能在宗教生活的其它方面对他们有所帮助。(第222页)

 

3.达赖喇嘛的宗教努力:布道与追求

对于西方社会对佛法的兴趣日益增长,他虽然很高兴,但是不认为这种现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第238页)他说,在过去二十年左右,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西方国家对佛法的兴趣正在快速增长。我不认为这种现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当然我是很高兴,现在全世界的西藏佛法中心逾五百家,许多是在欧洲和北美。如果有人能从修学佛法得到利益,我一向是随喜。然而,当人们真的要改变宗教信仰的时候,我通常会劝他们三思而后行。贸然信仰新的宗教会引起心理的冲突,而且几乎常常是困难重重。

谈到佛法传布于西方这个主题时,我想说我已经注意到在新近入门的行者中,有些宗派意识倾向。这是完全错误的。宗教不应成为冲突的来源─人类社区中分裂的进一步因素。就我自己的立场来说,我甚至参加过其它宗教的宗教仪式,因为我深深地尊重不同宗教对促进人类福祉的贡献。我也效法古今许多西藏喇嘛的榜样,我继续尽可能地从许多不同教派那儿学习教法。因为某些思想学派觉得一位行者坚守他或她自己的传统是值得的,只要他们认为合适,永远可以随心做去,西藏社会向来非常容受他人的信仰。他认为宗派意识是毒药(第239页)

作为佛教领袖,他不厌其烦地劝阻西方人不要匆忙皈依佛教,在去年出版的四圣谛一书中又开宗明义地指出,由于一切宗教都教人向善,他说,这也是为什么我老是说最好是遵循自己的传统宗教,因为改变一个宗教信仰,事实上可能会让你有情绪和知性上的困难。例如,英国的传统宗教文化是基督教,因此如果你信基督教,说不定会比较好。(注解二,前言)

在我们拜访达赖时,他说,对西方人我很有顾虑,并不主张他们投身佛门,克林顿夫人问我为何有此看法,我说我同样不主张把基督教传到蒙古草原去。这样的作法是产生矛盾和冲突之源。”“对中国人,我的感觉不同,汉人有佛教传统,我愿意帮助中国的弟兄姐妹。

由以上我们可以看到,达赖对宗教和文化的看法和那些鼓吹全盘基督教化的中国知识分子,及某些党同伐异的刚刚皈依基督教教徒的态度的截然不同。其原因我认为首先在于追求的不同。达赖追求的是人所未知的人生,爱和善。而后者追求的是尘世中的一切。真正的追求只会仰望真理和人生,因此,它没有奴性,只有人性,她既不会仰望其它文化和种族、其它宗教,也不会蔑视、对抗,乃至要求灭其它宗教。达赖的这种对宗教的平常心实在是不平常。

其次是随之而产生的追求者还是布道者的区别。本来作为佛教之神的达赖喇嘛,更多的应该是一个布道者,但是,如前所述,达赖无论是在和一般人谈话时,还是他在讲经弘法时,他都更多地显示出他是一个追求者。然而,后者却更多的是布道者。布道者追求的是尘世的利益。布道者的倾向和共产党的一元论─自以为占有真理的思想方法有密切的关系,全盘基督教化不过是只有马克思主义能救中国的替代品。

达赖喇嘛对宗教和其哲学问题的看法的确很值得当代中国知识精英反思。我们应该反思我们的追求,我们的方法。

 

 

四.达赖喇嘛的政治与社会思想探索

 

 

当一位专注于佛教的精神领袖不得不面对政治和社会问题,不得不思索它时,这肯定会带来很多矛盾和痛苦。然而十四世达赖却命中注定不得不更多地面对这类问题,否则宗教将不存,民族将不存,文化将不存。二十四岁就被迫远走他乡的达赖,一生中甚至主要面对的就是政治和社会的现实问题。但是,他以他的才智和追求在政治和社会问题上为藏族和中国做出了贡献。

 

1.达赖喇嘛的理想社会:

达赖喇嘛的理想社会建立在他对善的追求和他对人的爱上,建立在他对西藏和佛教文化的爱上。在他谈到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曾经谈到他的社会理想。他说,

我开始非常热衷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配合的可能性;我愈读马克思主义,就愈喜欢。这是一种建立在对每一个人平等、公正基础上的系统,它是世上一切病态的万灵丹。就理论上来说,它唯一的缺点是以纯然物化的观点来看人类的生存。这种观点我无法同意。我也也关心中共追求他们的理想时所用的手段。我觉得非常僵化。虽然如此,我还是表达了入党的意愿。我确信,迄至目前仍然确信,有可能综合佛法和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真的可以证明那是一种有效的施政方式。(注解一,第108页)

达赖喇嘛认为,为了要让西藏能够继续生存,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要重新思考,政治制度、经济结构、宗教地位、建立法治国家的重要性,甚至连达赖喇嘛的地位也要重新定义。他认为佛教本身的中心思想对他的作法有很大的帮助,因为佛教与世界上一些主流宗教的精神不同,它是个具有容忍精神的宗教。佛教很容易适应现代化的世界。佛教的教条和个人自由的要求没有任何冲突。在人类史上,佛教从来没有发动过战争,从来没有人为菩萨而杀人。(注解四,第263页)

在他不断强调的五点建议中,他建议把整个西藏变成和平和非暴力地区,把西藏高原变成世界最大的自然公园。在保护西藏文化和自然的同时,他明确地看到必须鼓励和保护任何保护人权和保护环境的国际性和区域性的组织。这就是达赖喇嘛政治社会思想中第二个特点。

 

2.传统和现代观念的融合

权力对于政客来说总是越大越好,对那些血腥的共产党嗜权者,例如邓小平,为了维护权力更是达到丧心病狂。达赖喇嘛生而拥有绝对的权力,他甚至如上所述,喜欢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理想,称自己是半个马克思主义者,然而,和共产党人相反,他象华盛顿等人一样并不眷恋权力,权力只是他追求善,助人的工具。

一九六一年,他在流亡中在西藏宪法草案提出有关达赖喇嘛一职的重要条款,为了正式脱离神治,展开民主政治,我加入一条规定:只要国民大会三分之二票数通过,就可解除达赖喇嘛职权。很不幸,达赖喇嘛可以罢免这种念头,令很多西藏人大吃一惊。我必须对他们说明,民主完全符合佛教的原则,而且几近专制的坚持保留这项条款。(第199页)

在所有的人类社会里,最重要的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自由地发挥他的创造天分。这只有在民主社会中才有可能。就本质而言,独裁与共产主义制度是反民主的。西藏人由于对达赖喇嘛的基督崇拜,而屈服于他的选择与决定,不相信自己的判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对达赖喇嘛的身份地位加以重新考量的原因。在中国也是一样,当然原因不同。每一次一位高级领导一说话,整个世界都得听从他的才行。这不是个好办法。(注解四,第263页)

他强烈地主张政教分离,他说,如果我们得以重返西藏,届时我将不再负有实际责任,根据民主原则,我们应有不同的政党。只要西藏六百万藏胞的基本权利获得适当的保障,他愿意永远不重返西藏。(99321,《中央日报》)

在他被迫流亡的四十年中,他没有以怨抱怨,而是一直强调和平,非暴力,强调人的基本权利和个人的幸福。在他那里人权、民主和藏族文化、佛教有机地和谐地融合在一起。

法国记者董尼德在《西藏生与死》一书中说,很多对西藏有兴趣、有研究的西方知识分子认为藏传佛教本身就是一种向现代性完全开放的哲学。她已经不再是陈旧过时的东西,也不再是阻碍人类解放或是社会融入的绊脚石。(注解四,第88页,)

这一切和达赖喇嘛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到,他的这种努力在藏族社会中的所遇到的阻力。

 

3.达赖喇嘛的普遍责任感:

尽管中国人给藏族人民和达赖喇嘛带来很大灾难,但是,达赖喇嘛说,我祈求有一天我能把关怀环境的讯息,带给每一个中国人。由于中国对佛教并不陌生,我相信我或能以实际的方式为他们服务。”“身为佛门弟子,我关怀所有的人,乃及所有受苦的有情众生。

我相信痛苦来自无明,人们会把自己的快乐与满足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但真正的幸福来自内在的安详和满足,唯有经由利他、博爱、慈悲、消灭贪嗔痴的修养才能达成。(注解一,第320页)

同时,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暴力冲突、破坏自然、贫穷、饥饿等─主要都是人类造成的。它们唯有经过人类的努力与谅解,并培养民胞物与的情操才能解决。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基于善意与自觉,建立对彼此,及对这个我们共同拥有的星球的宇宙(普遍)责任感。(第321页)

他说,他在印度以外传佛法的动机,并非只是想使别人能从某些方面来了解西藏的生活和思考方式,我也想在内在层次上对世界和平尽一份力。(第239页)

 

4.达赖喇嘛在政治上的贡献和给中国带来的启示和希望:

达赖喇嘛被迫在政治和社会运作问题上做出的努力,极大地提升了西藏人民追求独立和权利的品质,扩大了这一追求在当今世界的影响。它使藏族人民的追求超越了地域问题、民族问题,升华到人的追求,升华到善和幸福、现代人权的追求,升华到现代观念民主和多元的追求。他塑造了一个民族的形象,一个高原雪域文化的形象。这一切和达赖喇嘛的个人努力是分不开的。设若没有这样一位达赖喇嘛,那么,整个今天的西藏独立运动就绝对不会是今天这样。

对于政治人物,达赖更认为,政治人士比那些隐居潜修的人更需要宗教。如果一位隐士以恶心来做事,他只伤害到他自己。但是,如果一个能直接影响整个社会的人以恶心来做事,那么就会有许多人受害了。我一点也不觉得宗教和政治之间有什么矛盾。宗教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我所关注的而言,任何发自善心的行为就是宗教行为。在另一方面,一群不具有善心的人们在寺庙或教堂聚会,既使他们一起祈祷,也不算宗教活动。(第237页)

和中国的所谓民主运动的起伏变化相比,我们可以更深刻看到达赖喇嘛在政治上的贡献。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不断给予中国的民主运动高度评价,它们享有比西藏流亡人士更好的条件及各种国际支持。但是,在民运人士招牌下的异议分子,总是不断地降低自己运动的品质。其中只有少数人,由过去的异议分子,通过反省努力向更高的目标努力。而大部分异议分子的活动却在不断地降低中国民主运动的品质。

对比达赖喇嘛,我们用不着浪费任何笔墨抨击民运中那些营营苟利者,而是应该反省知识分子自身。那些曾经先于达赖喇嘛,在国际上享有所谓中国的萨哈罗夫声誉的人,却没有能为提高民运的追求品质,象达赖喇嘛那样做出贡献。我们不是苛求他们,因为,他们在享受着民运资源,但却与达赖喇嘛不可同日而语。

达赖喇嘛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民运人士实在是一个楷模,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达赖喇嘛不仅给我们带来上述启示,还在政治和社会问题上给中国社会带来和解的希望。过去半个世纪的统治,共产党在中国已经制造了民族仇恨,人伦堕落。中国在不断地接近内战,及经济、道德、环境崩溃的深渊。达赖喇嘛的追求和建议:和平、非暴力,有节制的自治,以德报怨,事实上都为中国问题的解决带来希望。可以肯定说,任何看不到这一点的政客都将会受到历史的惩罚。

至于在精神方面,在填补后共产党社会的精神真空,医治道德沦丧,重建中国文化方面,诚如达赖喇嘛所说,中国对佛教并不陌生,他在四圣谛一书中更说,对于激进的无神论者,佛教或许是更有吸引力(前言)。事实上,儒道释在中国传统文化上本来就是相融的。

 

 

五.文化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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