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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维光对阿伦特及《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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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阿倫特及《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的質疑

—仲維光—

 

.需要辨識的阿倫特的極權主義研究

有好友來信希望聽聽我對阿倫特及其著作《極權主義的起源》的看法。我坦率地告訴他,我對阿倫特的看法和中文界流行的看法截然不同。我認為,中文界對於阿倫特的看法很典型地反映了中文知識界的致命問題。為此我願意借這個機會把我接觸阿倫特及其著述的經歷,以及正在寫的文字中關於阿倫特的這一節公開如下,供大家參考。

 

首先是我對阿倫特的認識過程。

大約在一九九三年,我那時已經進入極權主義問題的探究。由於四十歲開始學習的德語閱讀速度還很慢,為此感到有些著述有中文譯本的可以先流覽中文,看看如何然後再確定何時及如何閱讀,如此可以省時間,且不耽誤事情。這就讓我首先就要面對阿倫特的《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既然人們說它如此的重要,當然應該越早瞭解這本書越好,而它的卷帙卻是如此浩繁,九一年出版的德文本竟然是1024頁。於是知道中文本在臺灣出版,我特別請臺灣朋友幫忙買了中文本。順便說,如果不是覺得特別重要,我從來不願意萬里麻煩朋友,尤其是在臺灣的朋友幫忙買書、寄書。這樣的事情在我到此為止的一生中只出現過兩次。阿倫特的這本書是第一次,另外一次則是前幾年托人買了並且立即帶給我的高爾泰的《尋找家園》。那又是一個故事。

阿倫特的《極權主義的起源》中文本到手之後,當然我是如獲至寶地立即翻閱。但是真的沒想到翻看後,大大出乎我的預料,這本書讓我感到很糟糕。這麼精彩的題目,怎麼寫的如此差?!

曾國藩給曾紀澤的信中說,“不可輕率評譏古人”。我當然不會想當然地認為自己有能力能夠評價阿倫特。但是就我的知識及哲學感覺,我相信,一定會有西方學者和我有相同的看法。自此,我在閱讀、研究有關極權主義問題的二十年中,一直注意這個問題。結果發現,果然如此。從這本書一出版,阿倫特及這本書就在同時代的研究者那裡受到強烈的批評和質疑,其後這個批評一路追隨她。實際上,半路,即在極權主義問題提出了二十多年後的二次大戰後才進入極權主義領域的阿倫特,一九五一年出版的這本書,在專門研究極權主義的學者那裡影響甚小,它的影響和名聲是在媒體及社會,為此我在五年前公開在中文界提出了對她及這本書的批評。

由於這個閱讀經歷,每次我和關心這個問題的朋友談到此,我都會同時對他們說:

第一,所有那些在中文界吹捧阿倫特的人,我相信他們沒有一個人從頭到尾地閱讀過她的這本《極權主義的起源》。

第二,如果有一個人他真的讀完了這本書中文譯本,他沒有發現無法讀懂,完全弄明白阿倫特要說什麼,那這個人一定不是弱智,就是騙子。

我做出這個判斷的原因是因為:我知道不僅阿倫特從海德格那裡繼承來的語言方式及習慣決定了她的行文不是那麼容易翻譯,而且阿倫特自己對於哲學思想的把握很多時候就是不確切的、有問題的。此外在極權主義研究領域,她不僅不是中文界所說的開創者、專家,而且絕對可說是一個生手、淺嚐者。在四五年後才涉及到這個問題的阿倫特,對於到那時已經發展了二十多年的極權主義問題,以及橫向的其他學者的研究瞭解不多,這從她的這本書的文獻中,以及行文涉及的問題中就能夠看到。

而對於中文譯本,問題還更嚴重在:那位中文譯者對哲學及歷史生疏,並且根本不瞭解極權主義研究問題的發生、發展及所存在的問題,更加之他先天的馬列主義教科書的框架造成的對於西方思想及歷史的誤解,進一步造成了譯文的模糊,理解的困難。儘管如此,因為我對比西文看過一些譯文,我必須要說,在我看來這個中文譯本的譯者是非常用心的。譯本雖然沒有能夠讓你非常清楚直接地把握,可它只是模糊,而南轅北轍的地方很少。為此這個譯本作為翻譯品甚至堪稱不錯。可這就告訴我們,要真正瞭解一個思想,一位著者,絕對不能夠讀翻譯書。翻譯書只是供懂得西文的人參考用,供外行看熱鬧。

為此,對於阿倫特,我可以肯定地說,在中文世界,如果誰對你吹捧她,你幾乎立即可以說,十之九九這是一個賣狗皮膏藥的知識騙子!

我現在還沒有時間和精力專門評述阿倫特,以後在我關於極權主義問題的研究告一段落後,或許會作為副產品,進一步專門介紹阿倫特——她的優點及缺陷。因為如果說,極權主義的發生、發展是後基督教社會思想文化發展的產物,那麼辨析當代各種思潮及對於極權主義的認識對於認識極權主義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在極權主義的研究中,是墨索里尼自己提出的他是極權主義,最早進入對於這個問題討論的很多人是馬克思主義者,其後介入的有左派知識份子,自由主義者,甚至當年東德及蘇聯都有專門研究這個問題的。究竟各類思想對於極權主義的研究思想基礎是什麼,要達到什麼結論,對當代政治社會的影響如何,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極權主義概念,認識論基礎不同,其顯示出來的性質及走向不同,這也是我正在寫的這篇文章的原因。

為此,在談到極權主義問題的時候,隨便把阿倫特、奧威爾、弗裡德里希(Carl J. Friedrich)、布拉赫(Karl Dietrich Bracher),阿隆(Raymond Aron)、弗格林(Eric Voegelin),瓦爾德瑪爾•古里安(Waldemar Gurian)、弗朗茲•波爾肯瑙( Franz Borkenau)、齊格蒙德•瑙伊曼(Sigmund Neumann)、弗朗茲•瑙伊曼(Franz Neumann)……,甚至把德國的施密特(Carl Schmitt)並列在一起,是不能允許的。因為如果你在認識論的基礎上辨析阿倫特對於極權主義問題的認識你就會發現,她不是一個啟蒙主義思想家,自由主義者,更不是一個建立在經驗主義基礎上的學術工作者,她的研究甚至可以說是在和近代啟蒙及自由主義思想對抗的相反方向上。

 

.認識論問題與阿倫特對於極權主義的著述

關於阿倫特,我在正在寫的一篇文章中的第二部分,有關政治學和歷史學中對於極權主義問題的研究的介紹中特別提到如何認識阿倫特及她的《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這篇文章還沒有殺青,為此我把關於阿倫特的文字在此單獨發表。正在寫的這篇文章的題目是:

《重談認識論、啟蒙問題與二十世紀極權主義問題研究的關係》,它是我為了記述我反叛出共產黨社會五十周年總結性的文章的第一篇,圍繞認識論問題我回顧了自己的思想歷程,二十世紀對於極權主義的各類研究的認識論基礎。這是我準備在明年陸續從幾個方面寫幾篇回顧總結性的文章之一。正在寫的這篇文字大約三萬字,文章提要如下:

“認識論問題,是源於希臘的二元論哲學,Philosophy的基礎問題,它也是近代文藝復興後興起的啟蒙主義思想、自由主義思想的核心問題。

大約五十年前,一九六九年,作為一個生下來就只知道馬克思主義的高中生,我開始自學馬克思主義哲學。但是短短的幾個月後,認識論問題就使得我開始走向反叛、徹底拋棄馬克思主義的道路。此後對於認識論問題的學習、探究貫穿了我前半生五十年在哲學領域,以及由此出發的對共產黨問題、極權主義問題的研究。為此,在二〇一九年我反叛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五十年之際,我希望用這篇文章做一個回顧性的總結。

本文以認識論問題為中心記述了我進入認識論問題的經歷,以及它和當代對於極權主義問題,思想問題的探究的關係。

文章共分四部分:

第一部分記敘的是認識論問題引導我產生反叛和對馬克思主義思想徹底的進行批判性的反省。

第二部分記敘的是認識論問題在當代對於極權主義專制研究的三個領域中的作用:

1.哲學研究;

2.政治學和歷史學的研究;

3.思想文化根源的研究中的作用。

第三部分概述了最近三十年的政治、社會現象及問題。

第四部分探究了為什麼說認識論問題的探究依然是研究最近三十年,或者說這一百年問題的基礎。為什麼年輕的學生在讀書以及研究時首先就要重視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問題。”

 

關於這篇文章的第二部分第二節,“政治學上的極權主義、意識形態問題研究的認識論根源”中,我在第三部分描述了阿倫特及其著述《極權主義的起源》,如下:

 

C.認識論問題與阿倫特的探究:

 

談到政治學概念中的極權主義,對於中國人來說關於《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及其作者阿倫特,就不得不多談幾句。因為在中文社會對她及這本著作有很多不實的誤解,這些誤解不僅會影響到對極權主義問題的理解以及以後的研究,而且可能誤導對於更普遍深刻的歷史和社會政治問題的理解。

對於這個問題,首先涉及的是阿倫特一書在研究極權主義問題中的地位及影響,其次則是它和筆者在本文所中心談論的認識論問題的關係。

 

關於第一個問題,匪夷所思的是,在中文世界居然不僅認為阿倫特是極權主義問題研究專家,而且是“最權威”的“專家”。而這樣的論斷和介紹,不僅涉及到是否是外行話問題,甚至可說說明他對於這一領域的探索的無知。這首先是因為,阿倫特《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的寫作,即介入極權主義問題是在二次大戰後,即四五年後寫的一組文章。這組文章最初涉及的只是關於納粹及法西斯主義的問題,據她說她在四八、四九年重新修訂的時候擴充了關於史達林主義,即蘇聯問題的論述。在六六年的英文版中她說,全書最後成稿於四九年。一九五一年,由於外部因素,她匆匆在美國和英國分別出版了英文版。

這本書的德文版在四年後五五年出版,由她自己翻譯並且修訂擴充。實際上,其後阿倫特這本書主要影響在社會及媒體,在不瞭解極權主義問題的人那裡,而在關於極權主義問題研究的專業領域中、在學術界,卻是被引用最少的文獻。而對於五十年代中期後展開的極權主義研究它的影響也很小。而之所以如此,就涉及到我說的第二個問題,認識論問題。

 

阿倫特的思想及方法的認識論基礎無疑廻然不同於波普為代表的文藝復興後復興的希臘式的哲學探究。研究極權主義及阿倫特的專家認為,阿倫特的這本書是一本各種題材的雜文的拼湊,它沒有統一的方法,更沒有統一的思想研究基礎。就這本書的成書出版過程,及在當時討論時阿倫特自己的說法,筆者認為,這些問題阿倫特自己是感到的,但是她採取了一種似是而非,環顧左右而言其它的回避的方法。據阿倫特自己說,這本不成熟的文字集之所以忽然匆匆地在五一年出版,是因為她感到一種外在的壓力。這本書在五一年英文本出版的時候,在美國的書名是《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而在英國出版的書名則是《我們時代的負擔》(The Burden of Our Time)。

不知閱讀此書中文本的讀者是否注意到,這本書實際上並沒有回答極權主義的“起源”是什麼,據研究阿倫特的學者說,這點阿倫特自己是意識到了的,她無法決定到底是什麼題目,但是由於外在的原因要在五一年就出版,所以英文版在美國和英國用了不同的書名。

對此,阿倫特自己在五一年三月四號給雅斯貝爾斯的信中承認:在結尾一章,她所做的回答遠遠少於她所想要的。為此,在一九五五年第一次出版由她自己翻譯修訂的德文本的時候,她刪去了四年前的英文本的前言和結論,再次擴充了關於蘇聯問題的文字,同時把書名改為,《極權統治的要素及起源》,(德文:Elemente und Ursprünge totaler Herrschaft,即英文:Elements and Origins of Totalitarian Rule)。三年後,一九五八年她把在英國再版的英文版也按照德文版做了修訂,書名則改用了美國版的書名。

在五五年的德文版中,刪掉前言和結論後她特別為德文版重寫了前言。在這個前言中她說,“極權主義起源於歐洲民族國家的衰落和解體,以及現代群體社會(Massengesellschaft)的無政府主義的興起。”

 

在此,筆者要強調的是,不僅她的這個對於“起源”的解釋言不及義,經不住推敲,而且她在德文版中使用的totaler Herrschaft——集權統治,這個說法和Totalitarism是有區別的。集權統治意味的是全部掌控權力,但是卻還不是極權主義所獨特具有的一元化的徹底控制。她所使用的集權統治倒是近乎保守的曾經是納粹黨員的德國政治學學者施密特在二十年代後期提出的Totalstaat,而和二三年開始出現的Totalitarianism不是一回事。

Totalitarianism,極權主義描述的是一種歷史上沒有出現過的、在一個社會中無所不在的新的現代專制形式。它類似于政教合一,但是卻沒有更高的能夠約束人的神的存在的專制。而totaler HerrschaftTotalitarian Rule)及totalstaat,集權統治、集權國家描述的更多的是政府權力的集中,它並沒有涉及到一個社會的價值和倫理問題,或者說涉及徹底的對社會的政治乃至精神的文化統治及改造。

阿倫特在五十年代中期對於此書所做的修改,應該和她在冷戰初期匆匆出版《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一樣是有原因的。因為此間,一九五三年史達林去世,五四年蘇聯作家愛倫堡發表著名的《解凍》,緊接著五六年赫魯雪夫在蘇共二十大上做了反史達林的秘密報告。事實上,對於蘇聯共產黨政府的極權專制,阿倫特始終不願意把它和希特勒納粹的極權專制等同並論,她更願意稱蘇聯為“史達林主義專制”。而到了六十年代初期,她則甚至公開認為蘇聯已經不再是極權主義國家。

關於阿倫特對極權主義的解釋之所以如此模糊、游離不定讓我們看到,正是她的認識論基礎、方法導致了她對於極權主義問題的把握角度及程度。而這點進一步告訴我們,阿倫特對於極權主義的研究不是近代啟蒙思想,自由主義傳統的產物。

其次,由於她缺乏自洽的方法論,有時候是思辨,有時候是一種心理推測,有時候是現象堆積,有時候是觀念羅列,著名的極權主義問題研究專家,文化社會學家弗格林甚至在給她的信中說,她在這本書中使用了“情緒性方法”,做了過多的判斷。因此這本集成的文字,從根本上可以說“不是研究”。而對於她的“看法”,如果不說這些看法是否是錯誤的,那麼至少可以說她既沒有說清楚她所主張的極權主義的概念是什麼,也沒有說清極權主義的起源。而這個事實就註定了不僅讓她的這本著述在過去半個多世紀對於學界的“研究”影響甚微,而且在未來的對於極權主義問題的研究中也肯定不會有很大的影響。阿倫特的這本書由於它的卷帙,由於它出版的時間,至多它可以作為一種平行於那一時期出現的弗裡德里希的極權主義研究的歷史現象,出現在思想史中。

 

2018.12.4 德國•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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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6/18 07:57:11 PM
近代中国在清末民初民主变制过程中,把本国中华传统道德批的一钱不值,而美国从来高举神高举道德,所以美国成功,中国失败。在失败的邪恶氛围中,共产邪教找到了生存的土壤。近代许多人完全歪解中国君主制,中国传统皇权不下县,县以下不设政府,民间宗族自制,民间有巨大自由空间,英国日本都有皇帝,照样搞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