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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维光:听老雷谈马雅可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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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雅可夫斯基,是我初中时迷恋的诗人,大段大段地背诵过他的翻译诗句:

我要使这一个最壮丽的字——党,重新发光。党,唯有党,决不会背弃我。今天,我是一个小伙计;明天,我就要抹掉地图上所有的王国。

党和列宁是一对孪生兄弟。在历史的母亲眼里哪一个更重要?我们要说:“列宁”,指的就是党;我们要说:“党”,指的就是列宁。

 

这煽情的虚张声势的假大空诗句,我并不知道,我背诵的其实不是诗,而是翻译者转述的中文,而他们居然还按照原文断行排成阶梯。留在我脑子中的究其实际也不再只是诗,而是那些革命的世俗宗教的观念和人物。可它真的竟然不单是改造了我的灵魂的内容,而且乃至灵魂的韵律。直到如今,随口就来:党和列宁是一对孪生兄弟。在历史的母亲眼里哪一个更重要?我们要说:“列宁”,指的就是党;我们要说:“党”,指的就是列宁。

 

匪夷所思的是,这罔顾中国文法的断排文字,竟然成了我们那代人的诗歌的时髦。当时就连有相当中文修养的贺敬之都把他的“雷锋之歌”写成这样的形式,好像他们不知道俄文诗歌、俄文文字,是拼音文字、表音文字,不是象形文字,表意文字,没有中国人的四声音韵;好像他们不知道那不过是翻译者解释性的文字,是固有的西方二元思想产生的宗教情绪的世俗化的观念思想。从此中国的诗歌就成了解释性的文字,观念的呼啸。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痛苦的经历。一九六二年秋天,新学期初二开学的时候,因为晚自习我经常没事儿做,甚至做些违反纪律的事,于是我决心把唐诗三百首背下来,让自己不浪费时间。在已经背诵了十几首的时候,有一天,教导主任田文惠,一位军队下来的干部,或者可能是某位首长的太太,在查自习的时候看到我在背诵唐诗。第二天课间操后在楼道里看到我,一把就把我搂到怀里,告诉旁边的包括语文老师在内的几位老师:昨天我查晚自习,看到这孩子在背唐诗,看来我们应该多引导他们学习、背诵些革命诗歌。受到主任的青睐及教导,我自然立即就心领神会地开始到处阅读并且抄录、背诵革命诗歌。马雅可夫斯基是最早我抄录在笔记本上的诗歌。从那时开始整个中学阶段,除了买书,贺敬之、袁水拍们及《诗刊》,我抄录了厚厚的四个笔记本的革命诗歌。

马雅可夫斯基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是双重的,一方面是党和领袖思想,真理部教导的对于历史和人生的理解;另一方面是对于文学诗歌的理解及修养。我及我这一两代人竟然以为那就是诗歌,那种经由翻译者咀嚼又吐出来的西化文字就是标准的中文诗歌文字,癌变了我的审美口味,甚至花了整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才慢慢开始退去,而彻底地消失,应该说几乎已经是不可能。对此我每每想到、感觉到,就感到恶心。我甚至在每看到那些所谓朦胧派诗人,白话诗人,那些文青的二逼文字的时候,在厌恶之外,也可以随便地漏两笔骨子里就有的文青文字,文青体,来两句装逼诗歌让他们知道,这东西很烂,炫耀它应该感到可耻。

在老雷的这部片子中,最后他看到那些共产党留下的废墟感叹。我的经历让我感到,共产党社会留下的不仅是感叹,而且是人的痛苦,每日存在,或者就要继续忍受的痛苦。因为留在人心中和身上的不只是废墟,而是癌变,一种精神和思想的癌变。废墟需要时间来清理、重建,可是癌变,很多是够无法医治,只有眼睁睁地等他们死去——换代,可怕的是还有些会遗传给下一代,乃至隔代遗传……

 

2018.12.1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time_continue=44&v=bSbt6NX1k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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