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威权主义”还是“极权主义”
——再论威权主义还是极权主义（下C）
六．结语 （1）任何观察和描述都渗透着理论，而理论是人想出来的。人之所以想出这样或者那样的理论，应用这样或者那样的理论，又和人的个人的具体情况紧密相连。 这个具体情况第一是智力，也就是研究分析问题的能力，这个能力包括提出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 提出问题的能力指的是他明白自己提出的哪些问题是有意义的，能够解答的，哪些只具有启发性、但是没有也不可能有答案，哪些是没有意义的。对于前人或者同人已经研究过问题还存在着哪些问题，哪些问题还不曾有人提出过，他都应该有所了解。所以提问题的能力不仅是个智力问题，而且非常见功力。 对于解决问题的能力，则是他对于自己所使用的方法必须有所了解和清楚，它能够达到什么，不能达到什么，为什么使用这种方法。了解明白自己的方法后才是分析和思维方面的智力问题。 这个具体情况的第二就是个人存在的情况，这包括个人的性格、社会存在，及这两方面所制约的他的价值判断、个人动机、目的，以及提出讨论这些问题的当时的具体情况。 为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关于极权主义还是威权主义、专权主义的讨论中，要想完全清除个人因素，例如价值判断、目的是不可能的。然而要想清楚、明确地抓住讨论者的目的也是不可能的。这就是社会科学的特点。描述、分析、推测、结论，如果分析、推测、结论多了则不单没有清楚，反而会造成根本性的混乱，而如果没有分析、推测与结论则可能是表面的混乱。或许社会科学就是在这种模糊中，混乱中进步的。 关于极权主义还是威权主义、专权主义的讨论中，我们实际上涉及的是两方面，两个领域的问题： 第一，是学术讨论中的理论问题； 第二．是在社会生活中，历史变化中的理论的作用问题。 一个是思想史问题，一个是社会、政治和历史发展问题。 （2）极权主义、专权主义概念的学术理论讨论： 作为一种理论在学术研究中是否会被接受，一是要求它自洽，二是有明确的判据，三是要求它简单，不需要加更多的其它假设和解释，能够解释的问题，能够预言并且得到验证的现象多，那么它就是一种好理论。 对于极权主义理论的批评，我们在上文中已经多有涉及，现在可以大致归纳如下，批评它的人认为： 这个理论是静态的，它无法描述极权社会中的变化，例如，斯大林去世后，解冻以及其后社会所发生的变化。 它的判据不明确，例如，弗里德里希曾经给极权主义总结了六个判据，但是这六个判据一是进行操作性的判断有困难，二是一些判据随着历史社会的变化，而无法使用。如彻底的计划经济已经基本上被共产党国家废除。 这个理论没有伴随它的定量分析方法。 对于威权主义，或者说专权主义理论的批评： 由于它基本上是针对对于极权主义理论批评的第一点而来，是为了描述分析类似于斯大林去世后，共产党社会的变化而提出的。但是我们从前面的描述中看到： 它同样无法给出准确的判据，或者定量的分析，来说明在什么程度，什么情况下，这个政体就可以说不再是极权主义政体，而是专权主义了。 它带来太多的矛盾，对很多现象要附加太多的假设。例如，如果说苏联的解冻后不再是极权了，那么如何解释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事件，赫鲁晓夫被推翻的事件。一个平稳连续存在的共产党政体显然不能够用两种解释。如果七三年后的齐奥塞斯库统治的罗马尼亚是极权主义，六七年到七三年虽然齐奥塞斯库也是总书记，可那时罗马尼亚就不是极权主义政体了的说法是奇怪的。毛泽东后的邓小平是专权主义，那么要描述解释八七年西藏，八九年天安门大屠杀，胡耀邦、赵紫阳下台，乃至抓捕四人帮的现象，需要太多的假设和其它边界条件了。如果中国时下是专权主义，那么对法轮功的残酷的群体灭绝，肆意抓捕审判胡佳、高智晟，对舆论和镇压机器的高度控制、随意滥用，解释起来都不仅非常繁琐，而且可能会带来悖谬。 专权主义想解释共产党社会的变化，可带来的困境和矛盾比能够解释的要多得多。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以及解决人们感到的极权主义概念的不足，很多地方显示，与其用极权主义和专权，亦或退一步说所谓“威权”，来区分这不同时期的共产党政体，不如用极权主义不同形式。其实如前所述，既然极权主义和专权也是两种不同的专制形式，那么为什么就不能用不同形式的极权主义来描述呢？既然人们看到希特勒的极权主义和共产党是不同形式的，那么为什么斯大林前后，毛泽东之后，亦或邓小平前后，就不能如同分析希特勒专制和共产党专制那样使用同一个极权主义概念呢。后者的区别其实比纳粹和共产党的区别还要小，概念使用起来还要容易！ 为此，九十年代以后，一个新的提法，晚近极权主义（Late-totalitarism），或者说后期极权主义开始越来越多地进入学术领域，以及一般社会的讨论中。然而，在中文世界，那些喜爱使用“权威主义”一词的人，又用心良苦地把这个概念翻译成“后极权主义”，正如他们把“专权”翻译成“权威”、“威权”一样，结果是再次造成中文世界的混乱，误以为它指的是极权主义结束后，误以为不再是“专制”制度了。“晚近极权主义”一词的含义，其实不过是和在学界讨论的专权主义概念一样，力图描述极权主义在现代社会的为了生存的变形情况。 在这方面更为过分的是，他们任意使用描述极权主义制度被推翻后的东欧社会的“极权主义之后”，Post-totalitarism，把一个共产党仍然死死地把握权力的社会和东欧走向民主化的社会相提并论。 （3）极权主义、专权主义争论的社会历史效应： 作为一种理论，是否能被社会和历史接受，当然就不仅在学术上，而且和它的社会与历史作用联系密切。在社会生活中，哪一种理论会被民众与社会最终选择，留下积极的影响，在当代要看的是，它对人们都接受的普世价值，如人权、自由是否有积极作用。如果出现了两种解释方法，两种理论，那么，最后历史的结果肯定是看哪种理论对人们的追求产生更积极的作用。 现在可以肯定地说的事实是，一九二三年产生的极权主义概念，其产生就是和反对专制紧密相连的。因为传统的描述分析专制的概念都无法准确描述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共产党和法西斯以及其后的纳粹统治。极权主义概念使人们看清了这两个专制的本质，并启发人们去探测它们的根源。 其后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不断地印证了这一点。三十年代流行起来，是因为对抗纳粹德国的崛起和扩张；五十年代初期后开始更多地进入学界和社会，是因为共产党统治对于世界的威胁，冷战；七十年代后期再次进入更广泛、深刻、细致的讨论，是因为六八年布拉格、波兰团结工会，斯大林死后的共产党社会二三十年来虽然在政策上，领导人上有过各种变化，可是其蛮横强硬，残暴的嗜权性却没有任何改变。 极权主义概念始终是站在最前沿，最激烈地反对专制的人们的有利武器，意识形态的利剑。 从理论到对抗专制的意识形态利剑，应该说是极权主义概念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在学术上由于这一点可能经常造成一些混乱，或许可以说是它的弱点，但是也正是这一点，使得追随极权主义的人，对极权主义还存在感情的人，及与极权主义有着各种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人，对于这个概念极为反感、甚至痛恨。这也是这个概念从二十年代产生以来，就没有平静过的原因。 然而，威权主义，或者说专权主义的兴起却并不是由于反对专制的需要。 威权主义，或者说专权主义在学术领域的产生的原因前面已经说过。但是，在一般社会生活中造成它传播的原因，却似乎也比学术领域来得更为强烈。实际上威权主义，或者说专权主义的产生的原因是一部分知识精英对于强烈的反共的潜在抵制情绪造成的。 威权主义，专权主义产生的第一波是五十年代中期以后，到六十年代中期左右，那时候是所谓解冻时代，它的第二波是七十年代缓和时代，第三波是八十年代西方经济下滑时代，第四波则是共产党集团已经崩溃，不再对西方具有威胁，对西方重要的是中国的市场，劳动力，以及有毒工业加工地，时下这一时期。 我们这样说并非是一种对于对方目的的推测，而是有着明确的经验事实。例如，按照Ludz六十年代初期的看法，及所谓极权主义问题专家阿伦特六七年的看法，斯大林后的共产党社会——五十年代中期后，六十年代初期的共产党社会，已经不是极权主义，并且提供了走向工业化的第三条道路，那么这当然意味着东欧的共产党政体就不是专制，不再是反对的对象了。按照这种说法，六七年到七三年的罗马尼亚也是与民主社会平行的走向工业化的另外一条道路了。如果这样的话，柏林墙根本用不着崩溃，民众也用不着冒着危险为争取自由努力了。 历史的经验事实说明，显然阿伦特、Ludz等人在六十年代初期以后，在理论的社会作用中，在民众反对专制，争取自由民主的过程中没有起到正面的、积极的作用。 与此恰好相反，极权主义概念在民主与专制对峙的冷战时期发挥了非常积极的巨大作用。它在意识形态上让极权主义统治者无处藏身，启发西欧及东欧的民众与社会，使他们警惕、对抗专制共产党势力的扩张、渗透和颠覆。 八九年以后极权主义理论在东欧获得了压倒性的应用，得到基本上一致地接受的原因也正是在于此。而这个经验事实，则给还没有推翻共产党专制国家的民众提供了非常积极的启示。这就是不管你称这个共产党国家政体专权也罢，极权也罢，反正是专制，反正是一定要反对与推翻！所以，五十年代末期以来的对于东欧共产党国家的研究经验，争论经验告诉我们，从历史社会的发展看，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说，极权主义理论对争取民主自由的民众更有成效。 从权威主义到威权主义在中文世界的提出，到今天为止，由于中国共产党政体还存在着，还不能如东欧那样，说已经有全面的经验事实证明了“专权主义”概念在社会发展中的消极负面作用，将肯定被中国社会所抛弃，但是也已经有很多的经验事实说明，使用这一概念，并且巧妙地运用中文翻译文字的人的企图，不是反对专制，而是和解、共存，说好听了是寄希望于演化。但是，和五十年前在欧洲的的争论类似的是，他们提出的所谓“为了迅速现代化的需要”，“为落后国家现代化提出另外一条路”，以及和共产党政府的和解等，不仅麻痹了国内民众对于维权人士，异议人士的理解和支持，而且大大舒缓了共产党专制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延长了共产党社会的寿命，当然这大约也是提出这些理论的人的目的。 综上所述，与在理论领域中的情况不同，在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领域中，威权主义—专权主义，无论在当年东欧及西欧，还是在现今的中国，对于争取维护人权，争取自由民主的民众及运动，如果说它从来没有起过积极的作用，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注解： 1．Wolfgang Wippermann，Totalitarismustheorien，Darmstadt， 1997 S． S. 8-9． 2．Jens Petersen，Die Entstehung des Totalitarismusbegriffs in Italien， in Manfred Funke (Hrsg)， Ein Studien-Reader zur Herrschaftsanalyse moderner Diktaturen． Duesseldorf 1978， S． 105-128 Luigi Sturzo，Italien und Faschismus，Koeln，1926，S． 225； Francesco Nitti， Bolschevismus Faschismus und Demokratie， Muenchen， 1926， S．53 3．Lileo Basso，L’antistato，in： Heller，Hermann，Europa und Facismus，Berlin/Leipzig，1929. 4．Franz Borkenau，The Totalitarian Enemy，London，1940 Siegmund Neumann，Permannent Revolution，Totalitarianism in the Age of Civil War，（1942），New York，1965 5．Peter Christian Ludz， Offene Fragen in der Totalitarismusforschung，in：Politische Vierteljahresschrift 2（1961）329-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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