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马汉茂教授----登大坟以远望兮,悲江介之遗风
马汉茂教授不爱照相,因此,我想这大约是马汉茂教授生前最后的照片了。
照片上的四个人,除了他的夫人廖天琪女士外,一位是诗人多多,另一位是现任的全德学联主席严克先生。多多这次来德国,是因为波鸿市博物馆举办中国文化月活动,他受马汉茂教授和廖天琪女士邀请来举办诗歌朗诵会。那次见面,严克第一次提出全德学联和波鸿大学共同举办六四十周年纪念活动。而差不多整整三个月后,六月八日,一切都准备好,只待四天(十二日)就举办活动之时,他离开了我们。这真让我受不了。八日傍晚,我去瞻仰了他的遗容。看着他安详的面容,就象睡着了一样,脸上的纹路依然充满了活力。难道他真的走了吗?!悲痛阻断了我和这个世界的联系,我拒绝相信这一切。然而,的确没有人能拉回这一切。直到三天后,我才能重新真实地感觉到这无情的现实。
就是照片上的那次会面,他谈到刚刚去世的、一位六十年代由台湾来德国的华人知识分子。虽然在合作时,那人曾经给他的工作带来无数的麻烦,但是,他似乎根本忘记了这些,语重心长地说:“这是上一代华人在德国的悲惨命运,他们当然有他们自己的问题,但是,更为决定性的是德国社会永远不接受他们。现在这一代华人虽然人数大为增多,但是,命运又好到哪里呢?”
五月,我和多多在荷兰再次见面时,曾谈到那次马汉茂的谈话。我对他说,马汉茂的这席话使我震动,这个人的心是火热的。
九七年底,我由于为中国人打抱不平,写了一篇杂文讽刺一位靠剥削中国人而暴富的德国人。由于中国人在德国,一有语言障碍,二没有充足的财力打官司,这位德国人惯于用诉讼把稍有不满的中国人打垮。这一次,我则由于“同胞”的出卖,陷入他的诉讼陷阱。在个人主义充斥的西方,这样的事对旁观者来说,是躲尤不及的,没有人会为自己找事,来助你,浪费自己的时间。况且,那位德国人专门拉拢名人,欺负一般人,因此,我始终没有对马汉茂教授讲我的困境,直到最后,我不得不向天琪询问一些情况如何处置。但是,不料马汉茂教授听到后,立即对她说,“仲维光敢于帮助同胞打抱不平,是好样的。这样的中国人现在太少了,他需要我们怎么帮助,我们都会给予。况且那些德国人也是在损害德国社会和德国人的利益。”其后,他立即给法院和律师写了信。
我曾经和马汉茂教授争吵过,并且公开批评过他,但是,其后我们却一直合作很好,他一直在各方面给我支持。我对多多说,他使我反省如何“做”人。
去年十一月,香港大学翁松燃教授到他家做客时,他谈到捷克总统哈威尔对德国的吹捧。他说,这有些太过分了,如果经济情况恶化,德国再选举一位独裁者执政是十分可能的。他有第一流的感觉,这我从八八年冬天第一次见到他,就发现这一点,时过十年,他的敏锐和聪明仍然如当初那样令我惊叹。这一次,纪念六四活动的中文、德文题目和广告的设计都是他想出来的─
“转折之年,九九:中国之夜-1919 1949 1959 1989”。
他有很多出人意料的思想。
在德国住久了,我逐渐了解德国社会,更感到他在其中生活的不易。这是一个因循、保守、排外的社会,但是,他却开放、自由,敞开双臂迎接一切。他工作的第一语言是英语,他是第一位在德国的研究项目中接受中文的大学教授。他又是第一位专门研究台湾当代文学的德国教授。任何新事、新人,他不是排斥,而是立即充满好奇地接触他,认识他。
他的自由思想,他那颗火热的充满同情的心,总是使他同情弱者。因此,超越学术领域以外的活动和影响,在他来说几乎是必然的。八九年以后招致中国政府的痛恨,在他来说,也是必然的。
应该说,就是这三点,第一流的感觉,活跃的思想,超越学术领域的关怀,是他最为独特的特点,在德国的汉学界中,无人能和他相比,无人能填补他离开我们后,在德国,在人世间留下的空间。
马汉茂教授走了。你看,照片上的他那么神采奕奕,谁能相信他真的走了?而在无数的生命中又有几个人能在身后留下如此真空,留下如此的空虚和怅惘呢?
1999年6月22日德国埃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