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马汉茂教授----登大坟以远望兮，悲江介之遗风
马汉茂教授不爱照相，因此，我想这大约是马汉茂教授生前最后的照片了。
照片上的四个人，除了他的夫人廖天琪女士外，一位是诗人多多，另一位是现任的全德学联主席严克先生。多多这次来德国，是因为波鸿市博物馆举办中国文化月活动，他受马汉茂教授和廖天琪女士邀请来举办诗歌朗诵会。那次见面，严克第一次提出全德学联和波鸿大学共同举办六四十周年纪念活动。而差不多整整三个月后，六月八日，一切都准备好，只待四天（十二日）就举办活动之时，他离开了我们。这真让我受不了。八日傍晚，我去瞻仰了他的遗容。看着他安详的面容，就象睡着了一样，脸上的纹路依然充满了活力。难道他真的走了吗？！悲痛阻断了我和这个世界的联系，我拒绝相信这一切。然而，的确没有人能拉回这一切。直到三天后，我才能重新真实地感觉到这无情的现实。
就是照片上的那次会面，他谈到刚刚去世的、一位六十年代由台湾来德国的华人知识分子。虽然在合作时，那人曾经给他的工作带来无数的麻烦，但是，他似乎根本忘记了这些，语重心长地说：“这是上一代华人在德国的悲惨命运，他们当然有他们自己的问题，但是，更为决定性的是德国社会永远不接受他们。现在这一代华人虽然人数大为增多，但是，命运又好到哪里呢？”
五月，我和多多在荷兰再次见面时，曾谈到那次马汉茂的谈话。我对他说，马汉茂的这席话使我震动，这个人的心是火热的。
九七年底，我由于为中国人打抱不平，写了一篇杂文讽刺一位靠剥削中国人而暴富的德国人。由于中国人在德国，一有语言障碍，二没有充足的财力打官司，这位德国人惯于用诉讼把稍有不满的中国人打垮。这一次，我则由于“同胞”的出卖，陷入他的诉讼陷阱。在个人主义充斥的西方，这样的事对旁观者来说，是躲尤不及的，没有人会为自己找事，来助你，浪费自己的时间。况且，那位德国人专门拉拢名人，欺负一般人，因此，我始终没有对马汉茂教授讲我的困境，直到最后，我不得不向天琪询问一些情况如何处置。但是，不料马汉茂教授听到后，立即对她说，“仲维光敢于帮助同胞打抱不平，是好样的。这样的中国人现在太少了，他需要我们怎么帮助，我们都会给予。况且那些德国人也是在损害德国社会和德国人的利益。”其后，他立即给法院和律师写了信。
我曾经和马汉茂教授争吵过，并且公开批评过他，但是，其后我们却一直合作很好，他一直在各方面给我支持。我对多多说，他使我反省如何“做”人。
去年十一月，香港大学翁松燃教授到他家做客时，他谈到捷克总统哈威尔对德国的吹捧。他说，这有些太过分了，如果经济情况恶化，德国再选举一位独裁者执政是十分可能的。他有第一流的感觉，这我从八八年冬天第一次见到他，就发现这一点，时过十年，他的敏锐和聪明仍然如当初那样令我惊叹。这一次，纪念六四活动的中文、德文题目和广告的设计都是他想出来的─
“转折之年，九九：中国之夜-1919 1949 1959 1989”。
他有很多出人意料的思想。
在德国住久了，我逐渐了解德国社会，更感到他在其中生活的不易。这是一个因循、保守、排外的社会，但是，他却开放、自由，敞开双臂迎接一切。他工作的第一语言是英语，他是第一位在德国的研究项目中接受中文的大学教授。他又是第一位专门研究台湾当代文学的德国教授。任何新事、新人，他不是排斥，而是立即充满好奇地接触他，认识他。
他的自由思想，他那颗火热的充满同情的心，总是使他同情弱者。因此，超越学术领域以外的活动和影响，在他来说几乎是必然的。八九年以后招致中国政府的痛恨，在他来说，也是必然的。
应该说，就是这三点，第一流的感觉，活跃的思想，超越学术领域的关怀，是他最为独特的特点，在德国的汉学界中，无人能和他相比，无人能填补他离开我们后，在德国，在人世间留下的空间。
马汉茂教授走了。你看，照片上的他那么神采奕奕，谁能相信他真的走了？而在无数的生命中又有几个人能在身后留下如此真空，留下如此的空虚和怅惘呢？
1999年6月22日德国埃森